民间口头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关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中几个“史事”问题的探讨

神话史诗在人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中通常与相应的"历史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文章以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为理论观照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一些"史事",由此说明神话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并以此论证和探讨《亚鲁王》在口述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20世纪中后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科内热点话题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整个西方学术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记"和"写"代表民族志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认识论之下的民族志写作模式。通过对格尔茨的两本民族志作品及其人类学理论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学科内的这种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转变。     

“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理解人类思维的新视角

"中心—边缘"结构不仅显性地存在于国际关系、区域发展、复杂系统、人际交往和组织管理等具体的现实层面,同时也以一种思维或心智模式隐形地存在于现代人的大脑之中。本文一方面是对人类思维中的"中心—边缘"模式的考察,另一方面也是将"中心—边缘"视角运用于相关分析的一次有益尝试。从自我出发所延伸出的"中心—边缘"思维可以分为"人—自然"和"人—人"两种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与文化人类学分别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总的来看,这些思想认识的发展都经历了从"中心—边缘"定型向去中心化的演变。解构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也为我们思考如何破解这一不平等结构提供了思想源泉,但是,像德里达那样过分强调对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进行颠覆的破解之道却有待商榷,在强调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同时,我们需要"理解"和"谅解"作为补充,去寻求"和平共存"而非"互相毁灭"之路。     

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

文章通过以燕窝为代表的海产品生产、贸易和消费,展现中国研究中"海洋中国"的面向,将燕窝消费、贸易和生产网络视为一面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透镜,以此超越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乡土"视野。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文章大致梳理了燕窝在中国大陆的消费、在中国香港的贸易和马来西亚沙捞越的生产情况,指出"海洋"以观念和实在的海产消费、沿海港口贸易等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重要元素。     

人类学中“结构”范式理论的演进

"结构"与"能动性"是人类学理论中一直探讨的焦点之一,体现了人类学对社会、文化与个人关系的探索。以杜尔干、拉德克利夫-布朗及曼切斯特学派等为代表的社会决定论和文化与人格学派、象征人类学等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强调结构,代表了社会、文化对个体行为制约的结构决定论观点;相反,利奇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及巴特等人以分析个体为出发点的能动性理论,则强调个人及其能动性对社会、文化的形塑。当然,"结构"与"能动性"并不是一条线的两端。     

“自我的他者化”——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在本土进行田野工作,研究者应努力使自己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但这一距离并不是要与所研究的对象疏远,而是克服"自缘身在此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窘境;是为了使自己对"熟悉"的环境保持新鲜感,以便发现新的信息习得更多的东西。当代人类学直面当下问题,全球化为人类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应当给予"民族志"以新的理解。     

“颜渊问仁”章试诠——从“仁—礼”与“人—己”关系看孔子“仁学”

《论语.颜渊》篇的"颜渊问仁"章所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命题,是孔子论"仁"的总纲。古今学者多通过对其中"克己"、"复礼"、"为仁"三个思想要素的诠释,阐述孔子的思想。但是,从该章所包含的"仁—礼"、"人—己"这两层关系入手探究孔子的"仁学"思想以及他所追求的"仁"与"礼"、"人"与"己"相统一的理论目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周礼已经空洞化、形式化的情势下,孔子要"复"的"礼",是由他赋予了"仁"的内涵并以"仁"加以整合的"礼",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周礼";在"人—己"关系中,孔子强调"为仁由己",特别重视"己",凸显了对儒者"为仁"的自觉与自信的要求,表现了儒学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理性的特点。     

试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视角下的语言与思维关系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涵盖了两个基本观点:语言决定论(强势假说)和语言相对论(弱势假说)。本文通过讨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所涵盖的两个基本观点对语言与思维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结论:语言不对思维起决定性作用,语言影响思维。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强势假说的不足之处,即语言不能束缚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不能决定人们的世界观,人类的思维在感性、认知、社会和社会心理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之处。     

人类学电影的信息传递方式

解决并真正实现人类学电影在学术规范下的“电影化”表达 ,而不是概念式的“论文化”表达 ,已成为今天影视人类学发展 ,尤其是影视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影视人类学与“书面人类学”的简单比较 ,讨论影视人类学自己的视听表述语言、人类学电影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     

马克思法人类学“异化”批判的逻辑演进

与西方传统法人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马克思法人类学研究属于哲学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其目的是从哲学角度对人类学研究实证成果进行批判和扬弃。“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的重要批判武器,在其法人类学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逻辑体系构建作用。     

“逆向标签化”背后的社会心态

标签理论认为,弱势群体的缺陷往往不是他们所固有的,而是垄断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所定义的结果,即一种"标签化"过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社会舆论对"富二代"、"官二代"的批评呈现出一种相反的逻辑,即普通民众甚至弱势群体对强势者贴标签,或可称为"逆向标签化",其策略主要包括"特殊个案普遍化"和"具体事实想像化"两个方面。社会结构失衡和不平等是"逆向标签化"的社会根源,而互联网则为这种话语建构提供了信息传播渠道。"逆向标签化"表明,社会心态越来越以"怨恨式批评"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释放了一种"想像的征服"心理。重塑社会心态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题中之意,而这需要以一系列利益均衡机制的建设为前提。     

论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关于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前人已有研究,但很少从社会特别是汉代选官制度这个角度加以研究。作者试图从汉代迷信的社会环境和特权阶层控制的仕进制度等方面,粗略探讨王充“命”论思想以及“命”与“行”分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社会原因。     

建安文学断限之我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时间跨度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19年。文学史意义上的＂建安＂备受争议,迄今为止,仍无定论。本文对诸多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总结梳理,也对建安文学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建安文学应该始于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浅论“PLEASE”一词的用法和功能——基于伦敦青少年口语语料库

"please"一词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礼貌标记,用以缓和请求的语气。然而,对伦敦青少年口语语料库中含有"please"的语例进行分析后,发现:"please"可以与多种不同句法结构连用——祈使句、情态动词疑问句、非情态动词疑问句、陈述句和无语气小句;含有"please"的话语虽然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指令性效力,但不尽是请求。     

副词“在”从哪里来

论题试图从“NP+在+处所词+VP”结构的语法分析、“在”的历史演变和“在”的方言用法三个方面论证副词“在”是从介词“在”衍生而来的.演变的轨迹似乎是:从唐代开始,人们用“在这(那)里+ VP”表达在这(那)里某种动作正在进行,由于其在口语当中被大量经常地使用,出于表达简洁的需要,在长期使用当中“这(那)里”逐渐脱落,至近现代形成“在+ VP”的表达正在进行的副词用法.     

“N的V”短语中“的”的性质

体词性的"N的V"短语有别于一般的体词性偏正短语,这使得人们对"N的V"短语当中的"的"也存在诸多争议。认真考察"的"在"N的V"短语中的表现,我们发现"的"在"N的V"短语中的主要功能是表示强调。     

高等院校“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实证研究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我国高等院校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增强了学校和企业双方的核心竞争力，创造了一种校企双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利益双赢的教育机制。     

资源禀赋与“资源—经济”系统的有序度——“资源诅咒”在中国省际层面的再检验

区域经济系统基本符合耗散结构的特征,可以利用熵变模型来度量系统有序度的动态变化。利用灰关联熵和1998-2009年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各省际的"资源—经济"系统的有序度进行分析。"资源—经济"这一经济关系存在时变特征,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资源禀赋对"资源—经济"系统有序度的影响,从而从系统论的角度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了再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里,"资源—经济"系统的有序度同资源本身有着负相关的关系;资源禀赋对"资源—经济"系统熵变值在2003-2005年三年间的影响是最大的;资源禀赋会通过人力资源途径和制度途径产生"资源诅咒",但这两种途径的影响度在不断减弱。     

循环经济与绿色减灾

中国在明清时期人口从1亿人增加到4亿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清政府鼓励“开禁”、“劝垦”,导致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开山烧炭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态灾难。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了库兹涅兹曲线,呈现倒U型。中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在翻越了环境恶化的巨大高山,实现经济大幅发展的同时,再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而要加强生态建设,林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实行绿色减灾,以实现“倒U形曲线的右转”,即“库兹涅兹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