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与合作：论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 策略特征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合法性困境”使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现出弱组织化、非政治化和去标签化的特征。弱组织化特征体现了弱势群体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中既借助组织力量,又弱化组织形式,对各种组织保持高度警惕和拒斥的两难选择;非政治化特征则反映了弱势群体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中刻意弱化（或规避）政治因素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确保行动逻辑“政治正确”;而去标签化特征则是弱势群体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中试图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成为社会“另类人”而被“污名化”所采取的行动策略。     

歧视的法律判断标准

歧视是一个长久且较难克服的社会现象和法律难题,对歧视进行有效法律规制的前提是明确歧视的法律判断标准,应综合采用"规范性判断""理论性判断""相对性判断""排除性判断"这四个系统的法律判断标准。首先,按照立法文本进行"规范性判断";其次,当法律无明确规定时,则根据歧视的表现形式划分歧视类型来进行"理论性判断",包括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报复性歧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的歧视等的不同判断标准;再次,歧视具有相对性,不仅弱势群体会遭受歧视,其相对方的强势群体亦会遭受歧视,因此,需要站在歧视相对方角度上进行"相对性判断",即,如果一种社会制度对弱势群体实施了过度保护,或基于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对相对方的强势群体分配了非对称、不公平的义务,那么可能会对相对方造成逆向歧视或侧向歧视;最后,还要从不构成歧视的角度出发,运用"排除性判断"将具有正当抗辩理由的情形排除掉。     

批评想像主体的风姿--读钟巧灵的《古典诗歌审美意象研究》

人在不同的活动中,承担不同的活动内容而成为不同的主体.即使同是想像主体,在艺术活动的不同阶段,因想像内容不同,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他可以是像郑板桥那样"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的阅读鉴赏主体;又可以是像他那样,因阅读鉴赏的激发,而"胸中勃勃,遂有画意"的抒情创作主体;还可以是对自己的创作经验加以总结分析探讨艺术规律而写出<题画·竹>的分析研究主体.批评想像的主体基本上是一种分析研究主体.但人毕竟是一个统一而复杂的综合体,在批评想像中,其阅读想像、创作想像、批评想像是浑然一体的.批评想像主体由此而呈现出不同的风姿.钟巧灵的<古典诗歌审美意象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就是一个明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

当前我国的"困难群众"即弱势群体问题比较突出。基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国家和社会应对弱势人群给予高度的关注和支持。过去的社会政策着眼于对弱势群体成员基本物质生活的补偿,而对如何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以帮助他们最终摆脱困境则关注不足。在建构新的社会政策模式与体系时,应当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包容性治理

中国发展面临着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困难和问题,"无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一种新形式。从冲突的起因、演化及其双方关系来看,"无直接利益冲突"仍属利益矛盾,排斥性增长方式是导致这类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包括权利不平等和规则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导致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扩大并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结构失衡造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形成利益对立。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应以包容性发展为基本理念和原则,在必要而适度的经济增长中持续改善民生并优先保障弱势群体权益,重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并坚持多元利益共容和改革成果共享,扩大公众参与以疏通利益表达和沟通的渠道。     

和谐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法律援助为杠杆实现社会实质公平

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要求社会中各群体都能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指出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实质公平，法律援助是专门为弱势群体设计的弥补自身不足的工具，通过它弱势群体得以用较少的投入换取与“强势群体”公平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并提出和谐社会背景下完善法律援助体制的途径。     

我国高校中“弱势群体”发展的动力因素研究

在我国社会加速转型期,高校中客观存在的"弱势群体"在发展中遇到了大量问题。由于在经费、师资、生源和硬件设施等方面与强势高校存在较大差距,弱势高校发展的动力因素就很值得我们研究。本文针对高校中"弱势群体"遇到的问题,着重分析了其发展的几个动力因素,以期对此类高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点参考。     

章太炎对“公理”的批判及其“齐物”哲学

晚清的社会精英和官僚们在当时极尽所能地为一种基于物化和科学理性的政治制度铺平意识形态及制度建设的前提,"公理"的概念正是这一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而从独特的佛/道视角出发的章太炎则是当时少数几位能够对这一概念进行透彻的哲学批评的知识分子之一。章太炎对"公理"的批评是与他构想一种"齐"的世界的尝试相关的。我们可以将章太炎的"齐"视之为是一种对一个被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变得日益风行的抽象原则和势力所统治的世界的抵抗。在表述这个世界时,章太炎援引了传统思想,并试图将语言本身推到其极限,以表达一种能够逃逸出种种概念范畴的理想形式。     

新闻记者在正能量传播中的社会责任 ——以唐湘岳的新闻作品为例析

加大对正能量的传播力度,不但是新闻记者的应尽之责,也是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需。唐湘岳 的新闻作品通过典型人物报道、开展新闻批评与舆论监督、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帮助等,既传播了社会正能量,又体现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     

关于“仇富”之类的修辞批评

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组织结构带来颠覆性变化,许多新的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有些一时的负面事象,比如“仇富”、“仇官”、“问题少年”、“医患关系”、“二代”类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浑象”.从修辞批评的视角来看,这种“浑象”是因为语言标签化、语言对心理认知的导向性造成的.由此,我们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澄清事象的本质,还原事实真实,倡导并培养积极健康的国民心态.     

“三生万物”与《哈利·波特·三兄弟的传说》——兼论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

《哈利·波特》存在着多“三”现象,其叙事的“三事话语”、“三极建构”、“三复情节”生发了作品的哲学意蕴、人物行动位及由行动位与叙事功能项建构的深层叙事结构、英雄成长意旨等。老子的“三生万物”可谓是数字“三”建构作用的精炼概括。尽管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术语从名称的提炼、规范到界定还有雕琢的空间,但其方法与术语的独到性与便利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苏区人权立法对"第二代人权"的实践

自20世纪10年代末"第二代人权"获国际认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国人在人权斗争过程中较早地摄取了"第二代人权"的理念,并努力将其转化为法定权利,使中国的人权运动与人权理论获得迅速发展,而由中共领导的苏区人权立法是当时中国摄取和实践"第二代人权"理念的最高成就.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唐传奇被“贬”之因探析

传奇作为一种文体名称,既指唐代小说,又指明清戏曲。当时之所以被"贬",有四个原因:一是正统文学——诗歌的强大,二是严肃史学的排挤,三是"小道"末学"的牵累,四是"俳谐"的曲解。唐传奇之所以能流传下去,在于唐人"作意好奇"、世人皆有"好奇"的心理和契合了特定时代读者大众的文化心理。     

中西有关“中国形象”话语互动探析

西方不断"创新"并主导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中国被动反应,创建与主导话语的能力不足。西方有关"中国形象"的负面话语背后隐含一定程度的"受害者情结"。中国对西方话语的反驳感性与理性并举,但语气与方式略显生硬。目前,中西话语互动存在攻击—辩解以及恐惧—愤怒两对恶性循环。赢得"中国形象"话语权,中国需要增强自信心,打破攻击—辩解以及恐惧—愤怒的恶性循环。中国还要主动建构"中国形象"新话语,注意改进话语表达方式。总之,"中国形象"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包括心态、战略与行为调整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努力。     

《远大前程》的叙事特征

兴盛于60至70年代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丰富了文学批评。其一,它有助于人们努力去发现相同类型作品的深层结构,如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侦探故事;其二,它为特定作品的文本分析提供了线索,阐明了一则“故事”是怎样转变成一句“话语”的。《远大前程》作为狄更斯最后三部作品之一,表现出既符合于当时常规、又向这些常规提出挑战的叙事特征。本文从“叙事结构”、“叙事语法”、“叙事视点”和“文章策略”等方面分析这些特征,认为《远大前程》是20世纪上半叶基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过渡性作品。     

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检验

面对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思想文化观念的深刻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应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文章在探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检验问题的时候,就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人民根本利益保障等分别提出了社会检验的指标和判断准则;指出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同样可以作为检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实践效果的标准。     

"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

对“中间代”或“中生代”的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对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尤为敏感,同时也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这导致了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然而“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社会“自组织”现象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挑战与启示

社会＂自组织＂是相对于＂他组织＂的另一种组织化方式,中国社会的充分发展为社会＂自组织＂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条件,它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他组织＂的有限或无力是社会＂自组织＂、特别是恶性＂自组织＂形成最为重要的原因。因此,提升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引导和鼓励群众参与是社会＂自组织＂视域下做好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