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攻讦元白诗的儒家思想立场及意义

杜牧在《李府君墓志铭》中对元白诗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元白的元和体诗歌。杜牧出于纯粹的儒家思想立场,指出元白的元和体诗歌在内容上多"淫言媟语",在格调上显得"纤艳不逞",认为这对士风的影响非常恶劣。杜牧注重在诗文中体现儒家学识,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这种批评继承和彰显了有唐一代的儒家诗观,对于晚唐诗风的转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海外孔子诗学思想研究略览

孔子对《诗经》的评论成为汉学家探究其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刘若愚、海伦娜、雷蒙德·道森认为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具有很强的实用目的;费威廉认为孔子提出的＂文质＂问题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范佐伦动态地梳理了孔子论《诗经》的三个阶段;柯马丁探析了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与讨论;格雷厄姆·桑德斯认为孔子论《诗经》体现出儒家的＂诗歌能力＂观。汉学家们大都认为孔子所重视的是诗歌的实用功能。     

艾米莉·狄金森的自然主题诗歌的功能语法分析

以Halliday的功能语言观为理论框架,从Martin的语篇体裁理论出发,分析狄金森的自然主题诗歌。通过采用系统功能学中的及物性理论,对狄金森自然主题的诗歌"I started Early-Took my Dog"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功能语言学的角度能够更好理解这首诗歌。     

图形背景理论关照下的诗歌意象翻译

诗人为了表达其独特的情感和感知,常在诗歌中营造出美妙的意象,成为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象再现的成功与否对于诗歌翻译极为重要。较之其他文学形式,诗歌意象更具有图形背景特征,因此利用图形背景理论有利于加深对原诗的理解,更好地再现原诗的意象,以传达诗人独特的情感和感知。     

细读与表现——北岛的诗歌翻译观述评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所体现出的诗歌翻译观可以概括为以知音的身份进行细读的翻译理解观,以及用纯粹有力的语言重塑节奏的翻译表达观。北岛的诗歌翻译观属于表现的翻译观,与传统的再现的翻译观有根本的区别。认识并尝试建构表现的翻译观对于解决当下关于诗歌翻译的争论、建立良好的诗歌批评机制、提高译诗质量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以《说诗晬语》为中心

《说诗晬语》作为清代诗论体系建构中的鼎力之作,内中充分体现了沈德潜对于诗歌本体功能的认知与恢复,以及诗歌创作经验的秉承和创新方面的独到见解。沈德潜提倡主情的儒家诗教观和主"格调"的诗歌创作观,以此来恢复当时日渐衰落的诗歌正统。他在诗歌创作的体裁与声调等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通变思想,尤其是注重"活法"的思想,为当时僵化的诗坛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这也正是沈德潜诗学思想的价值及意义所在。     

推敲英译《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诗歌翻译中,深入、全面、精确地理解原诗,把握作品基调,攻克原诗难点,了解原诗精华,是成功翻译的第一步;字斟句酌地表达,以求译作语言凝练、音韵优美、形神兼备地准确再现原诗,是以诗译诗追求的目标。根据语义学与语篇学理论,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推敲李白的七律名作《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英译诗,努力再现原作的"意美"、"音美"和"形美",探索成功翻译的途径。     

时空维度的戏剧化探索——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

1940年代中期,袁可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观点,并称穆旦为"最彻底"的新诗现代化的追求者。从袁可嘉的诗歌理论入手,可讨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相一致的非线性时间观上,可谓在新诗创作中追求一种"戏剧性综合"(drama-tic synthesis),而穆旦的诗歌则充分体现了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诗歌戏剧化探索的努力。在穆旦的诗歌中,"戏剧性综合"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诗歌结构以及情感的戏剧化表现的追求,使得诗歌呈现一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也可以说是让诗歌获得了一种"空间形式"。以艾略特的《荒原》作为参照,可进一步讨论穆旦诗作中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心理空间的探索。在时间维度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追求还表现在其颠覆线性时间观的历史反思上。穆旦有循环性的历史观,但抱着如尼采所推崇的"爱命运"之肯定的人生态度,穆旦在诗中表现出对"被围"命运的肯定以及对于冲出重围的决心。     

“礼”的英译问题研究

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英文译本众多,但从儒家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礼”的翻译来看,其中的曲译和误译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是译者大都局限于字面意思,没能做到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去透彻理解和翻译儒家思想。这种翻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媒”的作用,但并不能传达出儒学真谛,据此西方读者无法真正认识儒家思想,这极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外传播。     

儒家的"均平"观与现代经济分配和增长理论

现代人在评价儒家"均平"的经济思想主张时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一"均平"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本文提出儒家主张的"均平"是一种相对均平而非绝对均平.本文评介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关收人分配与经济增长研究的部分新成果,这些成果支持了儒家的论点,因此重新反思和评价儒家"均平"分配的经济思想,在现代和谐社会的构造中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忠实观视域下的中西方翻译理论对比研究

忠实观是翻译实践中要实现的一个标准。中西方翻译理论中关于忠实观的阐释各有差异。分析研究中西方翻译理论中忠实观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丰富翻译理论,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与此同时,作品还匠心独运地呈现了狄仁杰武艺精深、除恶务尽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这种对于狄仁杰形象"儒、侠互融"的独特诠释反映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之际,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传统士人群体在行动思维、内在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些许消极作用,以及他意欲通过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对此进行修正的潜在希冀,由此投射出他对包括儒家文化及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悟和认知,并凸显出其在呈现、诠释中国文化之时所秉持的理性思辨精神。     

哲学诠释学观照下朱湘的诗学观对其诗歌翻译思想的影响

朱湘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前理解"与其翻译观相互交融。他的翻译观源自其诗学观,后者影响了其诗歌翻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渗透到其翻译实践中,尤其体现在诗歌翻译的"形美"、"音美"、"境象美"等方面。在哲学诠释学中的"前理解"视角下,诗人的诗歌翻译思想更为清晰。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基于文化的自觉：论徐复观的自由民主观

徐复观不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但有其儒家属性的自由民主观。他认为,"自由"首先标志着人的独立,是一种"我的自觉"和"自作主宰"的生活精神状态。徐氏视个人主义为自由主义的基点,区分了各种派生的自由主义;但他所说的个人主义,不同于西方语义上的个人主义,而介于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是一种特殊的群己关系,具有儒家性质。他认为"自由"是一切文化的本质,但它不过是善性、良知的开显和呈现。他的自由观又协调了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是基于文化正统主义对于现代自由、民主观念的扬弃。     

诗情只待成追忆,喻情达意也枉然——论诗词翻译中隐喻的消解

随着中国的诗歌越来越多被译介到西方世界,诗词的翻译标准也成为了翻译界争论的主题,诗歌的翻译的标准是"忠实原文"还是"再创造",是以作者为中心地翻译,还是以译者为本体的传达,诗词的可译性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本文从诗的"表现"与"再现"的角度入手,分析诗歌中隐喻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消解,进而说明诗歌情境的不可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