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名中的话语运作与文化互渗——新教传教士对《论语》书名及"孔子"称谓的翻译与解释

五部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本历时百余年,在《论语》书名及“孔子”称谓的翻译上,亦经历了从“音译”到“意译”的变化。然而,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传教士都必然或隐或显地将基督教话语融入其相关的翻译与解释之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通过在西方语言中被命名的方式,儒家思想才得以进入西方文化的概念系统并持续不断地留下其意义的“踪迹”。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之文化差异与翻译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英文“dragon”。但由于中国“龙”文化和西方的“dragon”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必要的误解。文章首先探讨了中国“龙”文化和西方“dragon”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分析了目前翻译界对中国“龙”及西方“dragon”的翻译状况，最后从翻译过程、翻译的本质和任务及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容性规范等角度指出了目前翻译的缺陷，并提出了合理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中国龙“正名”和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探索一条道路。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新解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作为一个概念被译学界提出的时间并不长,即使如此,译学界还是对其起始时间至少存有三种表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或始于20世纪初,或始于二战后,或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此外,译学界对与之有关的“现代”和“当代”之间的关系也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要么把“现代”和“当代”等同起来看;要么绝口不提“当代”,只提“现代”;要么将“现代”和“当代”区别对待。因此,分析和厘定上述问题,并以此为据提出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视为一个动态概念的观点,即“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是指近十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无疑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认知和了解。     

钱稻孙《万叶集》汉译中的中庸思想

钱稻孙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他以追求诚信的儒家伦理观平等地看待外来文化,主张通过学习日本文化的优点完善中国文化。《万叶集》中译本所见“以诗译诗”“汉形和魂”“注释恰适”等翻译手法便是其中庸思想的具体实践,钱稻孙的目标是为了达到“和”的最高境界,实现内外合一、文化融合的理想。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视界融合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重要概念“视域融合”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亦有其重要意义。以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实践为例，辜鸿铭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追求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作出较为积极、有效的选择，删除源语文本中不利于视域融合的部分，重视西方文化历史以拓展儒家思想的精华，为典籍英译提供了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翻译方法。     

从等值理论看卡特福德“翻译转换”说

20世纪50年代西方翻译学者从不同角度就“翻译等值”理论展开热烈讨论,英国著名翻译语言学家卡特福德提出著名“翻译转换”说,对等值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翻译转换”说建立在韩礼德“阶和范畴语法”之上,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原语和译语语言结构上的差异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介绍卡氏“翻译转换”学说的来源与实质,探究其实践价值,同时指出因束缚于句子层面,“翻译转换”说存在缺陷,难以解决涉及语篇的翻译问题。     

格义：辜鸿铭对儒经的文化翻译

格义源自我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会通初期的有效途径。我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辜鸿铭采用西方文化格义东方文化,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文化翻译,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然而格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势必会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失真。在当今的文化交流形势下,辜鸿铭的儒经格义翻译带给当代文化译介的启示是坚持翻译的“陌生化”,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化。     

中国翻译教学途径探索——兼与穆雷教授商榷

与穆雷教授就“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一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虽概念不同，但在我国的翻译教学中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既要重视“翻译教学”，也不能忽视“教学翻译”。如果将二者截然分开，不利于我国翻译教学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大批翻译人才的培养。因此，对国外翻译理论我们要深入研究，经验证对我们有用者可合理接受，对不符合我国国情者不可盲目搬用，对西方翻译理论术语的盲目搬用不利于我国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翻译诗学溯源

从亚里士多德《诗学》谈起,追溯国内外学者有关翻译诗学研究的相关论述具有极大意义。文章对西方翻译史上三位大师梅肖尼克、巴恩斯通、勒菲弗尔关于“翻译诗学”这一概念相关论述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述,以期唤起翻译学界对“翻译诗学”研究的兴趣,并将这一具有光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进而推进下去。     

缘起缘落： 方志彤与庞德后期儒家经典翻译考

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除了在诗歌中大量引用中国典故,还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儒学经典。庞德晚年被拘押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期间同哈佛学者方志彤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分析这些史料可以追溯庞德和方志彤之间围绕儒家经典翻译的探讨和争论,进而驳斥西方学者所谓18、19世纪汉学家的译著为庞德儒家经典翻译唯一依据的观点。庞德晚年的儒学翻译有诸多突破：一是突破了对个人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二是突破了“四书”的限制;三是突破了重汉语字形、轻汉语语音的成见。庞德能有这些突破,方志彤功不可没。史料证明,方志彤对庞德后期儒家典籍翻译的帮助和影响超过了半个世纪来学界的估计。     

从目的论视角看“忠实”的度——以《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为例

长期以来,中西方传统译学都将“忠实”或“对等”视为翻译的绝对标准。基于目的论对“忠实”的论述,以《三国演义》的两个英译本为例,从故事情节描写及文化内容两方面探讨泰勒和罗幕士两位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由于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不同,两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大相径庭,导致两译本对原文存在不同的“忠实”度,从而在实践上证明了“忠实”确实存在度的问题。     

译者“目的性”与戏剧翻译中的“功能对等”

戏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东西方都有着深远的历史传承,但作为文学翻译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戏剧翻译的地位略亚于小说和诗歌翻译,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长期以来,批评界主要运用奈迭的“功能对等”理论,从强调读者的角度评价戏剧翻译而忽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持“目的”对翻译结果的影响,运用“功能目的”理论,将戏剧文学读者分为两个不同的读者群,结合戏剧审美心理,对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在戏剧翻译批评中的不足做一浅层探讨。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     

翻译：从“说”到“做”从观念演变看西方译论的发展

以翻译基本观念的演变为线索,简要梳理了西方译论的历史进程。西方译论从以原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说”,到以译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做”,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历程。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翻译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研究模式从“翻译是什么”转向“翻译为什么”。然而,目前的模式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为此,翻译研究应该坚持翻译的实践本质,把翻译看作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考察翻译与人类存在的多维关系。     

翻译:从"说"到"做"——从观念演变看西方译论的发展

以翻译基本观念的演变为线索,简要梳理了西方译论的历史进程。西方译论从以原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说”,到以译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做”,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历程。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翻译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研究模式从“翻译是什么”转向“翻译为什么”。然而,目前的模式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为此,翻译研究应该坚持翻译的实践本质,把翻译看作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考察翻译与人类存在的多维关系。     

利玛窦及其对中国翻译史的贡献

阐述利玛窦首创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文献的历史,首次将“四书”外译,开创中国典籍外译的先河,同时培养了许多翻译人才。以他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超越二元对立之中庸之道——论文学翻译再创造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要超越“过”与“不及”的二元对立。儒家中庸思想所体现的和谐原则为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从语言层面和艺术形象层面寻求和谐应该是再创造追求的目标。     

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美国的“东方化”

在东西方文化的共生共成中,西方的“东方化”过程将变得日益重要。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所面临的困境,中国儒家传统中含有许多与桑德尔所开药方相通的一致之处。儒家“礼”的学说并不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必然导致“无我”的结果。在美国,我们只能把我们脆弱的自由主义民主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更深厚的社群观念调和起来。     

中西女性主义翻译对比下译者主体性探析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问题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相结合,女性主义译者从独特的视角体验并指导着翻译实践,彰显出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译者主体性。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相比,中国尚缺乏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土运用,国内某些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译者在翻译中虽能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但均采用了具有中式色彩的、比较温和的翻译策略。     

从有为与无为看儒道的互补

儒家和道家在先秦号称“显学”。但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二千多年,但这期间儒家也面临着挑战,也需要吸收其他思想,其中对道家的吸收最为典型,使儒家和道家在政治旨趣和人生态度上,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使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