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朝永定河治理问题

康熙朝是永定河发展的重要时期,正式确立了束水攻沙的治理方案,这是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对永定河的大规模治理应始于康熙三十一年。筑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应归罪于于成龙。康熙朝治理永定河,是根除直隶水患的一次积极尝试,也是束水攻沙思想的实践,使永定河道趋于固定,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制,确定了河名,但也存在忽视淀泊作用、忽视黄河与永定河土性的不同、改变北京地区水文状况等不足。     

康熙时期“治河案”述论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河道年久失修，黄河与运河多次决口。康熙十六年，康熙以河道关系重大，委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任河督后，以筑堤、堵口、修坝、疏浚为治河之策，致使河归故道。由于河工是肥差，在靳辅治河的过程中党派争斗表现得相当激烈，而康熙也正是借治河打击朝中的党派，从而加强了皇权。     

北宋政府治理黄河的主要措施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和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但同时她也是一条性格桀骜不驯的害河,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会给两岸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在北宋167年间,仅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发生决口事件达89次之多,受灾范围涉及到今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为了确保黄河沿岸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稳定与安全,北宋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曾屡次就此问题号召朝野人士进行讨论研究,群臣和皇帝本人都曾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治理建议和方案。朝廷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重要的如:设立专门的治河机构,疏导、堵塞决口,修筑埽岸,开渠分水,植树护堤,浚川排沙,机械浚河等等。这些措施,在当时所产生的效果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或多或少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后人治河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治黄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论李化龙治泇河

明代黄河灾害频发,由于黄河是南北漕运的必经之路,所以治河与治运关系密切。明代万历三十一年—万历三十二年间担任总河的李化龙,力排众议,结束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泇河之议",开凿泇河成功,南北漕运得以避开黄河水患,畅通无阻,成为治河史上的典范。     

选择的无奈: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

在军政祸乱频兴的政治环境下,铜瓦厢改道成为清代黄河治理的关键转折点,黄河由清初建国方略所确定的国家工程转变为地方事务。先是地方官绅百姓为自救计在新河道两岸修筑卑矮小埝,继而地方督抚尤其是山东巡抚在屡次向清廷推脱未果情形下勉强修筑起差强人意的大堤,事实上将原河督的治河职责无奈地承担下来。庚子事变后,东河河督被裁,所辖河段仿照山东成案改归河南巡抚负责,黄河治理彻底地方化。然地方治河实践步履维艰,问题重重。这一切折射出清代统治基础之败落。     

赡思与《河防通议》

主要论述了元代人们在黄河治理中的治河理论、河防制度和水工技术 ,是我国历史上对水利工程技术的首次详细、系统的记载。它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宋、金、元时期人们对黄河治理的技术水平 ,并且对现代黄河的治理有其重要的参考作用     

明清张秋水患与河道治理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频繁,不断冲及张秋。政府致力于漕运的畅通,治河的目的是保卫运河。明代借黄济运的措施,给漕河带来严重的后患。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政府治理水患渐不及时。张秋水患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典型,通过对张秋水患及其治理情况来分析两代治理河患的特点。     

明代中后期黄河治理过程中护陵保漕方略的失衡及影响

明代前期黄河治理以保漕为中心，实行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张秋运河的安全，却使黄河中下游河患由河南转向山东、南直隶境内，淮泗地区受灾，明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政策提上日程。护陵政策作为一项政治方针，要确保“龙脉”不损，“王气”不泄，维护皇权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护陵策略的施行使原有治黄方略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治河者从保漕任务转向护陵、保漕兼顾，从而陷入政治、经济两大掣肘，左支右绌，最终导致河患加剧，治河遭遇瓶颈。区域内的百姓常遭水灾，经济凋敝，流民四起，动摇了皇朝的统治根基。明代中后期护陵、保漕方略影响了黄河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稳定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人文政治因素在治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贾让“治河三策”的现代启示

西汉时期,贾让提出"治河三策",成为治理黄河的最早文献。"三策"后来被王景应用于治理黄河的实践中。析读《治河三策》,笔者认为贾让提出的"不与水争地"、顺自然而用之的思想,以及实地考察、比较分析而后形成决策等科学精神,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分流抑或合流：嘉靖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

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并未实现合流，虽然此时徐州以上的上流河段单股河河型初步形成，但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却呈现出散乱的分流态势。嘉靖初年，明廷在河道治理问题上进行过广泛讨论，但此时的黄运问题不同以往，黄河被人为地导向徐州，并在堤防的作用下实现了局部合流。在政治、环境、思想等层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嘉靖朝，诸多黄河本身以外的因素也给河道治理带来了极大掣肘。至嘉靖朝末，明廷在治河思想上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分流思想被新的合流思想所取代，并为之后隆万时期更加全面系统的河道治理工程开启先声。     

“后运河”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之治变——以周馥“治河”为中心的研究

成丰五年,黄河改道,危及运河,使其几失运力,运河区域的优势也就此丧失。与之同时,黄河水患也给这一区域带来了沉重打击。山东巡抚周馥以治河为先导,一方面通过筑埝迁民等措施治河养民,另一方面致力于革新原有漕运体制,以达治河之效,部分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管理。     

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

我国的黄河,自古以来经常泛滥冲决,给沿河地区劳动人民带来严重灾害,因此治理黄河成为政府的一项重大工程措施。汉武帝刘彻就曾亲临瓠子(在今河南濮阳县)督率群臣“负薪塞堵”。以后,历代皇帝中亲自参加治理黄河工程,持续达三十年之久的,只有清康熙帝玄烨。大家皆知,玄烨任用过著名河臣靳辅,取得卓越成效。但是靳辅于康熙前期死去,后期的工程乃由玄烨亲自设计指点。玄烨六次南巡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黄河。虽然也兼有“省方察吏”,了解民情以及笼络争取南方知识分子的目的,然而这都属于次要的。玄烨治理黄河有两种要求:一、维持漕运;二、消除河患。黄河自西向东,运河从南往北,它们势必交会于途。因此,如果黄河不能治好,运河必然受冲。这一来,每年几百万石南粮便无从输送北京,供给断绝,影响殊大。由于黄河进入下游平原,无所约束,四出漫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张居正《答潘季驯书》注释和分析

比闻黄浦巳塞,堤工渐竣,自南来者,皆称“工坚费省”。数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云,曷胜欣跃! 本文选自《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一》。原题作《答河道潘印川论河道就功》。按印川即潘季驯的字,他是明朝的水利专家。张居正于1578年初荐吴桂芳为工部尚书、总理河漕都御史,负责治河,并兼理河漕事务。同时裁撤了“总河督御史”一官,以统一治河治淮和督理漕运的事权。但不久吴桂芳就病故了,乃以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其职。因此编全集的张懋修称潘的官职为“河道”,不妥。     

李佳白在华慈善事业研究——以治水和赈灾为例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华传教的45年间,正是中国黄河水灾频发时期,他目睹了中国受灾人民的惨状,后在《万国公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探寻黄河水灾之原因,及其治水、赈灾之方法。虽然他的治理方法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但对于现今中国黄河水患的治理仍有借鉴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重要意义。     

众明星云集《康》剧受关注

新年伊始,30集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刚刚在各地播放就形成了一股收视热潮,该剧不仅情节曲折,风格恢谐,其众星云集的强大演出阵容更引人瞩目。 主演张国立、邓婕夫唱妻随 张国立、邓婕这对艺坛伉俪苦尽甘来,近年来人气急升,异常的“火”。面对记者的采访,张国立对《康》剧每个人都大大的赞了一番,当然赞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娇妻邓婕,称没有邓婕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没有邓婕,《康熙微服私访记》就不可能顺利完成,还自封邓婕为制片人之一,如此“肆无忌惮”地赞邓婕,这对贤夫妇的恩爱之情可见一斑。     

韩非的人性思想和治国之策——兼谈韩非不是性恶论者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先秦人性思想之集大成者。他集先秦诸子人性思想之精华于一身,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他的治国之策。韩非的人性思想及其在人性思想基础上建构的治国之策,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 一、好利之性无善恶 韩非是专从君主或国家的观点,论述治国之策的“法术之士”。他不像孟子、荀子那样曾辟专章论述人性问题,而他完全是在论述其治国方略时才涉及或讨论人性问题的。他的人性思想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之中。在他诸多的涉及人性的论述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即: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并且人的自利本性是无善恶之分的。人的自利本性无善恶之分的思想,这既是他对先秦诸子人性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他对他周围世界经验观察的结果。     

关于明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

贡赐制度是明王朝统治河洮岷和西北藏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在明前期为加快藏区归附中央王朝、尽快统一全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成化年间,＂寺僧诡名冒贡＂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本文对其涉及的史料、形成的原因及洮岷寺僧特别提及的有关贡赐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明王朝历经百年治理河洮岷及西北藏区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山东巡抚与黄河治理——兼论晚清时期河政体制的变化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围绕黄河流向、督府迁址及权限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二十余年的争论。在此过程中,山东巡抚的治河权客观上得到增强,河政体制与前清相比也发生较大变化。时局的变化、吏治的腐败也成为制约河政体制的重要因素。     

清初河务机构中管河都水分司探析

黄运两河治理上关国计,下系民生,治理险要河段关系更为重大。清初河务系统的设置尚未完善,各管河机构职掌重叠繁杂相互掣肘,难以对之兼摄,于是政府设管河都水分司对之进行治理,此机构《大清会典》略有提及并不详尽。目前史学界对管河都水分司的考察并不多见。通过治河书、清实录及档案等资料,对管河都水分司的设置沿革及职掌的变化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清初治河政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