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行政问责制对国有土地收益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由于土地行政问责制实施既能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行为,减少非法土地收益,又能够维持良好的土地市场秩序,增加正常的土地交易及收益。为了探析土地行政问责制对国有土地收益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采用虚拟变量模型,以Stata为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土地行政问责制对土地收益影响显著,其影响包括2个方面:短期内,土地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抑制土地出让收益的增加,其中2009年因实施土地行政问责制使土地成交价款反而下降了约125.3亿元。但从长期来看,土地行政问责制规范了土地交易市场,合乎市场秩序的土地出让收入稳步增加。自2010年开始,湖南省土地行政问责制对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增加效应开始显现,而且这种效应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强。     

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现状与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一项重要制度.自2003年“非典”事件拉开我国行政问责制序幕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实施.本文以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现状特别是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最后就如何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提出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与产生动因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大力推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目前我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社会的进程中,行政问责制实施还存在着很大的完善空间,尤其是在理论基础及产生动因方面仍需加大深入研究力度,进而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的效力。基于此,文章从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委托—代理等理论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同时,提出行政问责制产生的根本原因、直接原因等多方面产生动因。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条件分析

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实施需要适宜的外部条件,既要打破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又要政务公开、政务透明,并需加强与其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建设和强化行政问责制体外的控制手段建设;同时,还需要相应的内部因素,如加强异体问责、强化对行政问责制制度自身的建设。另外行政实施问责制,不应只针对失职领导而放过造成失职的体制漏洞,实施后还应考虑被问责官员的出路问题。     

从问责制的实施看加强我国行政官员行政伦理建设

近年来,我国诸多政府官员遭问责,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增强,时效性、影响力逐步加大。但另一方面也凸现出我国政府官员在行政伦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适应建立高效、廉洁和公正政府的要求。因此,本文从问责情况的实施入手,深入分析了目前问责制实施的困境,并提出应通过加强行政官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以减少问责事件的发生。     

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

阐述了行政问责制对建设责任政府的作用和意义,分析了当前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提出要从坚持权责相符原则、强化异体问责力度、明确界定问责客体、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等方面完善行政问责制.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现实对策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逐步发展,由此形成的"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新生的行政问责制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状态;界定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并找出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途径对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具有现实意义.     

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国外意义协商研究三十年评述

意义协商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外已经有30年的研究历史。意义协商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定性描述阶段(1980-1984年);(2)理论创建阶段(1985-1995年);(3)理论修正阶段(1996年至今)。本文分别对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意义协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性质命题及其对当关系审思

对性质命题的定义、种类、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性质命题的对当关系做了全新的研究和解释。性质命题的定义不能以"性质"为种差,以"命题"为属概念;单称性质命题没必要与全称性质命题合并;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必须严格区分;主谓项分别相同的性质命题之间不存在真假不定的情况。     

信息定义之我见

科学界定信息范畴,必须着眼于本体论,着手于认识论,并使二者相辅相成。从认识论视角看,信息是物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内在逻辑的时空序,表现为实体态信息、运动态信息、基因态信息、反应态信息和思维态信息等五个层次。从本体论视角看,信息是标志物质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信息与物质具有对等性,信息是全面的、浓缩的,是潜信息与显信息的统一。     

对研究型教学理念的认识

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研究型教学模式进行了对比,阐述了做一个研究型教师的条件以及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制定标准.     

法治层次论与法治发展模式

法治层次论主张法治由治理方式、制度形态、秩序状态和价值理念等4个高低不同的层次组成,这4个 层次,从宏观上又可分为制度法治和观念法治两大部分。法治建构论强调的是制度法治的建立方式,进化论针对 的是观念法治的衍生过程,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是紧密相连的依存关系。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论我国高校的管理特色及其法治化建构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管理特色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高校的这种特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力提升高校党委的法治能力,积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努力培育现代大学法治文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制度。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我国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总结国际税式支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如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制度,加强税式支出的监督与管理;适时将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组织间资源依赖不对称性与应急组织合作关系研究——基于正式契约、关系契约公平感视角

采用层级回归研究方法,研究了资源依赖不对称性对应急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源依赖不对称性对应急合作关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公平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合作经历对资源依赖不对称性和关系契约公平感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但合作经历不调节资源依赖不对称性与正式契约公平感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