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体动员实施全民环境教育的基本思路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为卓有成效地展开绿色创新发展,须实施全民环境教育以启动民众的力量。实施全民环境教育,应以重建地球生境、再造国家能力基石为目标,以培养全社会的环境认知能力和环境行动能力为基本任务,构建“政府、社区、家庭、学校”分工合作的环境教育网络,重点实施学校环境教育。学校环境教育应以对学生进行环境品质培养和环境能力训练为目标,着重养成学生的环境关心精神、综合环境能力和“看护环境”的责任。为此,小学应独立开设“环境与生命”课程,以奠定小学生的环境能力基础;中学应独立开设“低碳与生境”课程,以培养中学生的生境精神和综合环境能力;大学应独立开设“环境学”课程,以培养大学生“看护环境”的能力,使他们成为社会环境精英,这是国家未来的保证。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从系统论观点看生产力

从系统论观点看,生产力不是生产要素,也不是生产系统本身。生产力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生产系统诸要素在相互联系和结合(即形成的结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整体性功能。生产系统的要素具有生产力的元功能;生产系统的结构(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了生产力的结构功能,"结构—功能"律说明了这个问题。环境对生产力具有潜功能,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凸现,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成为对生产力功能影响最大的精神文化,其他社会环境也对生产力起着潜在的功能作用。     

恢复环境能力·提升环境软实力的认知原理与道德原则

环境软实力即环境能力对地球生命和人类生存所发挥出来的柔性滋养与再生功能。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因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导致了环境能力衰竭、环境软实力丧失。恢复环境能力、提升环境软实力,就是通过对环境的作为和不作为之双重方式,使其重获滋养地球生命和人类生存的再生功能。恢复环境能力、提升环境软实力,应接受层累原理、突变原理和边际效应原理的引导,并在此基础上遵循共互原则和惟生命原则。其具体的行动落实,就是既尊重自然、生命、事物的本性而不作为,又要在必要的作为中担负起对环境的维护责任。     

论以人为本和谐生态观的科学性

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观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一是要求在人类社会领域“以人为本”,二是要求在处理人
与自然关系时以“人-自然”整体为本。在社会领域以人为本,既是不证自明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的继承与发扬。在自然界以“人-自然”整体为本,既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地球生态系统演化的需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而且是人类文明健康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历史
上局部地区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不以人为本人类文明会退化,不注意保护环境也会使人类社会退化。     

论老庄自然审美人格

在老庄道家思想体系中,“自然”一词的基本意义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自己如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既是宇宙世界的根本规律,更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在老庄道家人生哲学和美学中,“道法自然”落实为“人法自然”,就是人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和人自己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人性,规范人生,造就一种自然审美人格。这种自然审美人格,从消极方面言,是“莫之命”,“不敢为”,“莫之为”;从积极方面言,是“常自然”,“辅万物之自然”,“常因自然”,“顺物自然”。这样一种非同凡响的自然审美人格,其立足点,不在现实社会,而在幻想的“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     

政府环境管制的转变路径研究

由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政府对环境的监管正面临着政策转型,即由环境管制到环境治理的转型。由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形成决策并参与管制的实施,分担改善环境质量的社会责任与成本投入,使环境管制实现由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单向度“管理”向公私部门以及社会上其他行动者之间多向度“治理”的转变     

人性的生态转向：自然与社会的高度统一

人与自然危机的实质是人性危机。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解读都没能克服单一片面的人的属性论,将人的存在某一方面的属性界定为人性,没有关注到外界环境对人性生成的重要作用。人性“生态化”将人性理解为人现实存在性,它由四种属性构成即自然性、社会性、实践性、价值性,四种属性之间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四种属性同时受到外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人类需要从社会内部构建“善”与“大爱”的制度、文化与道德,将自然的繁荣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交流的无障碍,才能将自己真正融入自然中去,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     

儒家美学的“本真”生存审美诉求

儒道美学重视人的生存问题,把人,即“此在”的“本真”生存作为最高的审美诉求与审美境域。在儒家美学看来,“仁”的构成境域就是人的一种“本真”生存态势或生命状态,也即“本真”审美域的达成态。可以说,正是从重视人生、珍惜生命、推崇“本真”生存出发,儒家美学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生命意识的培养。而“仁”审美域的达成流程其本身就是一种“本真”生存态的生动呈现。     

环境法的伦理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主张人类热爱、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通过道德和法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人与自然相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能够满足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论证和可行性论证,应当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     

音乐艺术及其环境教育价值

音乐是环境文化的元素,将音乐应用到环境教育中能提高聆听者对自然界的感知力,增进环保意识。特别是当某一自然情景被作为音乐主题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音乐中被充分地体现出来。本文通过讨论音乐及其自然表现力、感染力,希望能将欣赏音乐以提高环保意识这一新颖形式引用到环境文化建设中来。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运行困境与破解之道

“美丽中国”已然凝入中国梦的远大图景,但“一面是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一面却是令人胆寒的环境污染惨剧”的矛盾依旧严峻。作为对环境保护现实需求的立法回应,2015年《环境保护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既有规制基础上进一步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诉权主体予以明确,对诉讼范围予以拓展。然而,受制于一系列“原则规制”,其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清晰界定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与挑战,探寻环境公益诉讼由可能向现实转变的破解之道,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首要任务。     

传统生产力观念与当代生态危机

传统生产力概念强调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当代环境危机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这一信念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因此,人类理当调整其传统生产力观念,将人类保护自然的能力纳入生产力体系之中,使社会-自然系统趋于优化进化.     

环境正义: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

目前的环境正义属于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社会正义,自然环境被排斥在正义关怀之外.为了使自然环境成为正义安排的对象,须建构一种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环境正义.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既以人的道德自觉为基础,又从某种意义上内在契合着正义的相互性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承认人与自然之间拥有平等地位的正义,从而确认人对自然的尊重;二是人与自然之间权利义务公正交换的正义,以担保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道德合理性.     

全球化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广义的全球化包含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刚刚与市场经济接轨、步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环境全球化要求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市场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环境全球化的惟一出路。     

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环境道德教育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环境友好的核心,环境友好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热爱生命、尊重自然为内核的环境道德价值观是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柱。笔者重点阐述环境道德的内涵、特征和功能,论述环境道德与环境友好的内在联系,探索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环境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方式。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环境建构论的方法论意义

以"环境与社会"为切入点,考察了环境社会学的演进过程,阐述了环境建构论的理论主张实质是要在知识社会学里研究环境问题,指出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大大降低了关于环境问题建构中的自然要素的决定论地位,而突出了社会或文化实践的解释学意义。把人们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转向到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关注。     

人类的生态困境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学开始关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而形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经过今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决定论”、“互动论”等学科理论,但面对当今的人类生态问题,这些理论显得无力与无奈。本文从当代生态问题的实质出发,分析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认为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是两个并存的自立复杂体系,都具有自组织能力。从这样的视角去探讨其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成为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