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赈济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清代中央在鄂尔多斯地区制定了完备的赈济政策,从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上分析,可以找到实施赈济的原因。《理藩院则例》将蒙古地区的赈济政策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说明和完善,这成为蒙旗受灾区接受赈济的依据和保障。该区的赈济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受灾旗牧民自救为主体。康乾时期,赈济政策的积极影响占主导;嘉道以后,其弊端日益突出,政策背后的隐患逐渐浮出了水面。     

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

"勘不成灾"是达不到赈济标准的灾荒,历代均不予救济,凸显了传统赈灾制度的缺陷。清代在总结传统灾赈制度的基础上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乾隆朝予以完善,促成了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并使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缓征、分年带征、折征及就地抚恤、酌量赈给银米、蠲免积欠钱粮、借贷、以工代赈等赈济措施,对原本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的经济恢复产生了促进作用,成为促使清代灾赈制度走向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重要因素。     

刘宋的遣使出巡与地方政务管理

遣使是南朝刘宋中央参与地方政务管理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中央加强联系与控制地方的手段。使臣将朝廷的安抚、监察、赈济等施行到地方,稳定了地方秩序,提高了行政效率,强化了中央集权。     

简述清朝对漠北喀尔喀的赈济措施

清初漠北喀尔喀蒙古常年遭到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清朝用大量的物资赈灾救济漠北。为了更有效的赈济喀尔喀蒙古,清朝不断改善赈济措施,完善赈济政策和制度,达到了赈济漠北灾区人民的目的。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在山东的赈灾活动考察

1876———1879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中,在华传教士积极参与赈灾,山东是传教士最先赈济的省份。传教士募集赈银、放赈、救济饥饿儿童、提出救灾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痛苦并扩大了基督教影响。这次是西人第一次在华大规模、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中国赈济事业从此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探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山东的赈济活动,对于全面了解西人首次在华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中国赈灾机制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关于救荒政策与宋朝民变规模之评说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宋朝是一个唯独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农民起义的朝代。比之历朝历代,特别是经过唐末五代乱世之后建立的宋朝,社会阶级矛盾仍旧非常尖锐。然而,宋朝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在革除唐末五代种种弊端和积极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把救荒之政作为治国安民的首要,并采取了诸如：募饥民、流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募富民出钱粟,赈济、赈贷和赈粜灾民的＂劝分＂制,以及核查赈灾户口调查登记的抄劄制等救荒政策和措施。这些救荒之举措始终贯穿着＂摧抑兼并＂、抑制豪强的思想和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实处。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救荒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了防止农民于饥荒之时作乱或起义暨巩固其既有的统治秩序的目的,从而消弭了形成全国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农民战争的条件。     

黄楼登临好风景千年还忆苏使君 --苏东坡在徐州政绩述评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其人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而是在多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尤其是在任地方官员时更有突出政绩.本文述评了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期领导军民捍水抗旱,救灾赈济,劝农耕桑,开发煤田等方面的政绩,以彰显这位一代文豪作为实干家的一面.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