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新诗特征初探

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路程."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力举用白话写新诗,改革诗歌体载,从"摹写自然"到"表现自我",中国诗歌开始走向现代化.20～30年代成功地对古今中外诗歌艺术进行整合,将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相结合;之后又融艺术创新精神与历史使命于一炉,形成独具开放性品格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格局;40年代又追求情性诗化和智性诗化,在现代化探索中实现新的超越.50～7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诗艺单调,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80年代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复人性和自我,实现观念的一次更新,诗歌发展又重回正道,诗又回到诗本身.中国新诗的发展与时俱进,有待于我们去不断的开拓.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科学地总结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经验和考察新诗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诗学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新诗面临二次革命,以迎接新的复兴.三大前沿问题就是二次革命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兴衰.     

“数码诗人”与新诗的新媒体传播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诗的生产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革,“数码诗人”应运而生。“数码诗人”是中国新诗新媒体传播的主导者,他们遵从数字媒介的技术法则和游戏规则,实践“自己动手”的美学,由此生成多路径、交互性、复合式的超文本诗歌。在给予读者自主性的同时,“数码诗人”让渡了建构经典文本的权利。数码诗歌的游戏倾向可能构成消解诗性的力量,超媒体的表现形式靠拢了大众的趣味,交互式的嬉戏也逗引了局外人猎奇的目光,但诗歌本身的处境并未改变。对于浸淫于大众文化中的网络受众来说,诗歌的智性挑战足以令他们敬而远之,因此,数码诗歌难免沦为诗人圈子内部的“游戏”。新诗的“数字化生存”由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局。     

新诗与政治文化

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影响最为"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真正进入艺术探索的时代。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看待新诗的发展则不难发现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但新诗的发生、发展和历次诗歌运动无法远离政治文化,即使是诗人心理和诗人评价中,甚至是最不应受到影响的"纯诗"也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文化的问题。目前,无论是蓬勃发展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还是方兴未艾的诗歌史修治工作,都使我们无法回避"20世纪诗歌与政治"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可以沿着艺术的轨道自主前进的时代条件,从已有的历史、传统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诗的研究乃至新诗的未来发展探寻出路。     

传播学视域中的中国新诗的历史演进

中国新诗的诞生、发展及其历史演进,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复杂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对传统诗歌文化资源与域外诗歌文化资源的重新"编码"、"解码",带来了中国新诗丰富多样的生态格局.而诗歌创作"信源"的日渐单调,则导致了40年代末中国新诗的渐趋畸零.     

“众大”与“大众”,勃兴与规范——网络时代诗歌发展的出路

以＂第四媒体＂网络为依托的诗歌,从备受关注到趋于平淡,它的存在已经不置可否。它与以纸质为媒介的新诗相比,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代表以网络为依托的新诗就是一种诗歌的新的突破。尽管多数学者乐观地认为这是一次诗歌空前狂欢的盛宴,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网络时代的诗歌并没有在这种盛景下再度掀起大众对诗歌的狂热追逐——纸质传媒时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市场经济对人本位的冲击外,恐怕最深层的还是新诗自身发展的病态——借助政治的力量和＂大众＂联盟,换来的却是一种被利用的＂活跃＂与和平的＂消沉＂,因此笔者大胆认为网络时代诗歌真正的勃兴还远没有到来,寻找出路才是当下的题中之意。     

论象征诗派与"五四"

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接受了象征主义,产生了象征主义诗派;象征诗派产生也有它自己的土壤与环境,它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五四"时期的产儿."五四"初期,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象征主义新诗的萌芽;"五四"低潮时,象征诗派兴起,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苦闷与怅惆的情绪.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象征诗派成为"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那是新诗发展的必然.特别他们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合乎诗歌的艺术规律.自然有些诗过于晦涩难解,荒诞怪异,防碍了它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象征诗派被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所代替,也是新诗发展的必然.     

近30年新诗形式流变与诗性流失——以傅天琳前后期诗歌创作为例

重视声韵与文体属性相对规范的诗歌,及以"废韵"为特征强调自由灵活的"无韵诗",构成了中国新诗的两种基本形态.二者的互动消长,反映出新诗形式发展的基本走向.受近30年整体环境影响,傅天琳在前、后期的创作中,对这两种形式都进行了尝试.因此,透过傅天琳的诗歌,大致可以窥见当代新诗形式的流变轨迹.考察这两种新诗形态的差异及其影响,对中国诗歌的方向选择及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导向一种风险诗学

视新诗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在中国诗歌这个特定的话语空间中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在肯定"‘变'是新诗的根本"[1]的前提下,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的虽同样是新诗与古典诗歌精神、艺术传统等似乎已经被多次重复过的问题.然而,同样的事,并不等于同样的问题.事,不等于思.话题多次被重复,本身就是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标志.理由很简单:被谈论的实际上是古典诗歌传统如何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新诗如何汲取古典诗歌精神和艺术传统以发展自身的问题.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角度转换,因此不仅意味着正视并解决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契机,更意味着对新诗奠基性的现代性特征的重新审视和观照.     

论五四报刊“新诗”栏目的盛衰

早期新诗争取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扩大影响力,从而夺得更大的话语权,以此挤压原本由＂旧诗＂掌控的话语空间。这种方式在＂新诗＂诞生之初的几年是十分有效的。后来随着早期新诗写作热潮的减退,报刊＂新诗＂栏目也日渐衰落。这种衰落意味着＂新诗＂开始回到内部的问题,寻求美学的合法性。     

纸质信息媒体与电子出版物的比较研究

文章分析了纸质信息媒体与电子出版物在现代社会交流中各自的个性及其共性,以及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指出电子出版物作为新型的传媒在阅读方式、知识产权、学术地位以及载体与信息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在版权法、生产规格标准等方面的解决办法。     

西方美学观念的转换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论黑格尔对吕进诗学思想的影响

吕进完备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有深厚的美学基础,其中黑格尔美学对他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在中国现代诗学研究中并不多见。本文拟从诗歌的视点特征、诗歌的媒介特征以及诗歌的分类标准等方面探讨黑格尔对吕进的影响,希望在方法论意义上对整个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研究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     

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与媒介管理和控制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交流传播方式,新媒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使用。媒体个人化具有内容个人化、传播共享化、管理自律化等特征。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是社会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在媒介领域中的反应,是现代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结果,是信息海量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表现,是传播媒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媒体个人化趋势给媒介管理和控制提出了新的课题,应该正视并顺应这种趋势,制定和谐发展的管理目标,建立分布式分类管理模式和以技术管理与法规管理为主的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协同管理系统。     

新诗传播途径及其历史维度

现代文学史上传播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新诗的建构乃至社团、流派的形成。各种新旧媒介带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在“五四”新文化开创的新文学传播空间中,为新诗的发生、新诗流派的聚集、新诗人的生成以及新诗的普及提供传播途径,从而对新诗的发展产生历史性影响。     

论中国当代的消费主义文化——以电子产品的消费为例

在当下中国,在外来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消费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内涵也越来越深刻。首先,电子产品以其独特之处以及其在消费市场所构成的特别消费现象,成为中国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基本态势,商品作为某种特定的符号意义进行生产消费。其次,传媒和中国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时尚在促进文化交流、活跃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巨大,但也造成国人消费观念的畸形发展。再次,传媒在影响中国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积极变化:传统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发生改变,媒体对消费个体单向度的信息灌输变成了有消费者参与的信息传播的双向互动过程,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信息的选择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在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口头媒介时期,其主导文化是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呈缺席状态。印刷媒介时期,近代通俗文化兴起,但相对朴素平实。电子媒介时期,现代大众文化泛滥,经过视觉文化的包装之后则更显嚣张。数字媒介时期,大众文化融入媒介文化之中,仿佛隐而不见,却又无处不在。大众文化与不同媒介形态的交往互动意味着大众文化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断变化的大众文化又呼唤着研究者在问题意识、理论框架、研究路径等方面做出调整。面对当今更加复杂的文化格局,从大众文化研究转向媒介文化研究或许不失为明智之举。     

经验的根本——从外来文化的影响谈“新学诗”和“新派诗”的区别

"新学诗"和"新派诗"都是中国诗歌呼应时代的变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在近代进行变革所产生的结果.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态度观念上对外来文化接受还是不接受,而在于接受之时能否将外在的材料化为诗歌内在的血肉.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梳理和比较,读者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转化在"激变"的外表下其实内含了某种更为本质的"渐变"轨迹.由"渐变"而"激变",量的积累而终至质的变化,这是既有的事实,同时也是汉语诗歌在近现代演化的规律.     

新媒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取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接受、发展、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新营养、新见解和扬弃旧事物、旧思想的辩证否定过程,也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过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空间的拓展,新媒体的能量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并将更为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经济模式乃至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新媒体技术下传播功能的彰显、传播机制的优化以及传播模式的创新,赋予了新媒体实践下马克思主义传播新的取向选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借助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通过现代新媒体技术下传播的模式的建构,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传播和普及。     

当代俄罗斯传媒发展的几个亮点

前苏联解体15年之后的今天,俄罗斯传媒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俄罗斯当今社会的发展轨迹,更是描绘当下俄罗斯普通民众精神生活的缩略图。它和当代俄罗斯绘画、影像艺术等一道构成了当今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又因为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而这种变幻则是当代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