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论生态文化的培育主体

生态文化的培育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和公民.国家是生态文化培育的主导性主体,主要为生态文化培育提供方向性框架、规范和制度保障以及经费支撑.社会作为集聚性整体,是生态文化培育主体中的主体,企事业单位、社区、民间环保组织等社会单位在培育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彼此互为补充,协同培育,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与生态文化的统一.公民是生态文化培育最基本的主体,公民实践是生态文化的源头活水,一方面公民实践是生态文化培育的"最后一公里",国家主导和社会培育最终要落实到公民实践;另一方面公民实践不断提炼和丰富生态文化的内容.公民培育生态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对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的选择,公共讨论和环境维权等,其最终结果是从个人的生态到一切人的生态.     

共同治理视阈下公共文化管理运行基础和路径研究

指出共同治理是传统行政管理在新公共管理环境下的发展趋势,是公共文化管理的需要,旨在为人们的文化权利提供更好的保障;共同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文化企业、公民个人等,在实施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国公共文化管理运行需要两个基础:一是政府主导型管理格局的发展转变,二是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奠定此基础路径应包括:改革文化行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文化管理功能和重点、转化管理手段、发展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建立非政府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管理的保障机制等。     

略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

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中间地带,需以公共权力与社会行动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在传统文化遗存、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协商的政治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社会行动者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被动变量的社会构成,其成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元社会形态下,利益多样化所形成的社会行动者主要包括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及弱势群体等,他们在公共领域参与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人性私欲性在无法实现利益"帕累托最优"状况下导致公共领域"公共性"畸变与"搭便车"参与;社会民众政治人格在转型期形成的迷茫与偏差造成公共领域参与的失范、失效与政治冷漠;传统家国二元思维、"臣民文化"、权威人格等思维模式使社会行动者陷入公共意识缺乏、主动性丧失以及权威崇拜与追逐之危险中。基于此,社会行动者的成熟需形成以公民道德建设、现代政治人格塑造、公民文化培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构建体系,以文化和制度的内外双重作用为中国公共领域构建提供独立自主、理性积极的参与主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公共领域构建实效的关键所在。     

公共理性、公民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具有和谐的人格、和谐的价值观念与和谐的行为方式,需要公民具备一定的公共美德、公共能力与公共意识。文章旨在从公共理性的维度,以培育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群体为核心,对公民教育做一政治学的思考。在阐述公共理性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该文认为公共理性对公民教育的价值定位、逻辑思维以及评估具有基础性的规导作用。要实现公共教育的根本目标与功能,就需要以公共理性为指引,积极开展公民文化建设和意识文明的培养,培育具有公共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为文明有序、均衡和谐之社会的构建提供基础。     

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可能

作为公共领域发展史上一个特殊存在形式的网络公共领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大众化"转型,较之于传统公共领域扩大了参与主体,讨论内容也更加多样和全面。它不仅催生了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且通过舆论压力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强制行为的发生和国家权力的肆意延伸,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释放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远不够成熟,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提升网民公共理性和公共情怀,突显其"公共性"本色。     

论公民公共意识的培养——社区建设的路径

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壮大,培养公民公共意识对于公民社会承接国家释放的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社区是培养公民公共意识的战略性空间,从社区文化建设、社区组织建设、社区服务建设、社区管理建设、社区环境建设等方面探索公民公共意识的培养途径具有可行性。     

社会协同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社会协同治理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实现社会有效协同治理,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社会普遍信任缺失,正式规范先天不足、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公共精神亟待培育等社会资本现状,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强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认同,规范协同主体权责边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和健全协同运行网络,是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合法性思考

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合法性在于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力让度,而该权力的存在,目的是为国际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提供"公共产品".另外,国际公共事务主体的合法性理想根基是来自于民主的选择,即以主权国家、世界公民或全球公民的共同选择.国际公共管理主体的合法性还建立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思想基础上.该文同时对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国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治理机制的可能性与前景做出分析,并深入探讨了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合法性产生的困境和问题.     

民生本位时代的财政公共性——基于公共福利价值目标视角的分析

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与财政对民众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矛盾。引致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的缺陷。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理念以及与价值理念相应的"公共性文化"与"公益文化"理念的支撑。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确立"公平公正"、"公共利益最大化"与"公民权利"的公共福利新价值目标,通过价值文化背景的改善和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重塑一种新的符合民情民意与"民生本位"价值理念的合理的利益均衡机制与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以实现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理性"合作与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并促使能够充分体现"公益文化"与"公共性文化"理念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调适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差异性存在和多样性发展。文化差异既是导致文化冲突的内在根据,又内涵着文化调适的内在依据。     

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殖民主义

文化的多样性既表现为文化的民族性,也表现为文化的世界性,世界文化是由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文化组成的。文化殖民主义企图用单一的文化模式强行取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模式,违背了不同文化主体间平等交往的原则,是对人类文化生态的破坏。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是世界文化生态平衡的前提,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共识。     

文化人格与文化态度

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撞击融和 ,必然带来社会思潮的昂进与嬗变。二十世纪初与末东西方文化的两次论争 ,带来了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然而 ,对于“文化”这一概念 ,论争双方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界说与逻辑前提。文化之间的比较论争 ,由于民族文化所给定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行为预期与个性心理的不同 ,从而形成迥异的文化心态。重塑民族新的文化人格 ,端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取的文化态度 ,是消除学术争执与解决民族现实问题的理论前提     

文化传播与文化增殖——以《泰西新史揽要》在晚清社会的传播为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泰西新史揽要>经由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翻译和广学会的刊印传入晚清社会,一时间举国争诵,"洛阳纸贵".由于其内容上对"变通观"和"进化论"的侧重以及与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特点,这本在西方并不为人看重的历史作品得以在较广范围和较深层次冲击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特别是对维新派人士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文化传播中的"郢书燕说"现象也揭示了文化增殖的本质.     

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

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的自觉,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的自觉.当前,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使文化自觉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成为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将大大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文化时代的文化力和企业文化力

人类经历了政治时代、经济时代和文化时代。在一切时代,人类的发展都依赖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时代,生产力主要借助政治力而发生作用;在经济时代,生产力主要借助经济力而发生作用。在文化时代,生产力主要借助文化力而发生作用。文化时代的文化力,又突出表现为企业文化力。企业文化力极大地放大了企业创造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成为生产力的关键能力,使企业大大提高了自由、自觉活动的能力。企业文化力的培育,成为企业追求的一个目标;企业文化力的大小,成为企业活动能力的标志。     

文化自觉与文化多样性

2006年,一种被称为“原生态”的民族民间唱法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媒体,成为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与“美声”、“民族”、“通俗”唱法并列的独立品种,打破了前三者“三足鼎立”的声乐版图,引起了广大电视观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大奖赛”中最吸引人眼球的亮点。     

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人类目前处于全球化时代,互相联系更加紧密,各民族各国之间共性更多.在强势文化和强势民族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地方性和民族化更加强烈.全球化刺激了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并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供了动力和条件,新形势要求我们利用全球化的技术支持,用全球化理论研究和观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以便中华文化与全球化时代共生共荣.     

文化一元论与文化比较研究

目前在文化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一种重对立、轻同一的倾向 ,甚至于把对立绝对化。这一倾向会导致文化多元论 ,导致文化的非本质主义 ,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此倾向的主导下 ,文化比较研究缺失了科学前提 ,存在着诸多标新立异、自立山头的现象 ,陷入到了互相隔绝、各自为战的状态 ,偏离了交流、融汇、整合的方向。若容此长期存在 ,则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学做出理论贡献就是一句空话。因此 ,在文化学和文化比较研究领域进行拨乱反正 ,树立文化一元论 ,是一项紧迫的课题和任务。从哲学意义而言 ,文化学的本质是人的文化 ,从而文化学只有一种 ,即人的文化学 (所有人的文化学 )。文化一元论的理念与“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实践相伴随而生 ,已经成为一面革命性的旗帜 ,将引导全人类为最终走到一起而不懈奋斗     

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延伸对国家文化安全观及其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西方文化霸权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三者间的关系,树立积极的文化安全观念,采取有效的维护安全手段,是大力发展中华文化、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