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能源消费结构与中国能源强度

选取中国30个省(市)2004—2015年的数据,通过构建双层嵌套CES生产函数,采用四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和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算分省能源偏向性程度,研究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对能源强度的作用。结果发现: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与能源强度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可由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的生产率效应与要素偏向效应所解释,当生产率效应占优,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降低能源强度,而要素偏向效应占优结果相反。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对清洁与非清洁能源强度的作用呈现非一致性,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可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对能源强度的作用。市场型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可有效实现有偏技术进步的节能作用,政府干预型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不同,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对能源强度的作用迥异,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能促进有偏技术进步节能效应的发挥。     

不同技术来源、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能源强度

构建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基于2001—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估计八种来源技术进步偏向性,以及中性技术进步与有偏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探析所有制结构对政府R&D支出与企业R&D支出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的影响。结果显示:(1)不同技术来源的能源强度效应存在非一致性。其中,三种R&D技术、引进国外技术、购买国内技术和出口六种来源的技术进步总效应可降低能源强度,技术改造与进口来源技术的总效应却增加能源强度,有偏技术进步效应大于中性技术进步效应;(2)R&D资金的性质不同对能源强度作用差异明显。其中,政府R&D支出为能源节约型,企业R&D支出为能源使用型;(3)所有制结构与能源-资本相对丰裕交互效应、能源节约-劳动相对丰裕度是政府R&D支出为能源型和企业R&D支出为能源使用型的主要原因。     

中国工业能源回弹效应研究——基于技术进步视角

回弹效应的大小影响着国家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而关于我国工业能源回弹效应的研究较为缺乏.在技术进步视角下,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按照索罗余数的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1978-2008年的技术进步率,并利用此结果估算出中国工业1978-2008年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能源消费确实存在回弹效应但呈下降趋势,说明技术进步仍是降低能源消耗的重要推手,但不能以此作为实现节约能耗的唯一手段,为此,适当的政府管制也是必要的.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技术进步政策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最为决定的内生因素,依据内生增长理论原理,分析了技术政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根据我国技术进步政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当前我国技术进步政策的建议。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边际效用弹性与中国能源消耗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遵循Hicks的"引致创新"思想,意味着技术进步偏向于节约"能源"要素。本文从技术外生和技术内生两个层面以及"自主式"效应、"干中学"效应和"巨人肩膀"效应三个维度勾勒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系统剖析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边际效用弹性为切入点,利用2002—2012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验证理论模型结论。研究揭示: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耗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提高,能源消耗先增加后降低,蕴含主导力量由"回弹效应"演变为"节能效应";边际效用弹性放大了能源回弹效应,意味着边际效用弹性推迟倒U型曲线拐点的来临。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除了着力推动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和理顺能源价格机制之外,还需要合理引导社会消费观念,使得边际效用弹性维持在合理区间,从而有效限制能源回弹效应。     

技术进步对我国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90～2010年数据

我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经济粗放式增长、对能源需求量大等,因而探索降低能源强度道路成为必然选择.文章首先运用DEAP2.1软件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纯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然后采用ARDL模型对全国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与能源强度间的协整性进行检验并估计出参数,最后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M)对东、中、西部的纯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技术效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纯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和技术效率对能源强度之间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对能源强度的降低有显著作用.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硫排放——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是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手段,技术进步是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推进清洁生产的关键方式。基于200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tate12.0软件对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S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SO2排放不产生显著直接影响作用,但是通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对SO2排放在滞后1年显示出负向影响作用;技术进步与SO2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与SO2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应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等环境污染规制力度以及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支持投入力度,同时加快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步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略论我国能源节约利用战略

能源相对短缺、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持续上升、生物多样性濒危像一道道难解的方程摆在我国政府面前。日本作为能源短缺的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对能源节约利用问题进行研究，其节能政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通过对日本节能政策进行介绍，并与我国能源节约政策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其经验，无疑可对我国节能政策制定起到借鉴作用。     

绿色发展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影响

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资源压力大、环境容量有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高之间矛盾突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以绿色发展为抓手把准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行动脉络,为水资源-能源-粮食管理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从绿色发展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影响的内在机理出发,结合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诠释了绿色发展影响下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演变过程,并对不同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成效和实施力度进行了仿真模拟。研究发现：绿色发展通过引导和约束主体行为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相协调,在保证社会经济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的调整与实施能够促进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政府实施的政策强度不同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及双碳目标,未来可进一步优化绿色发展约束性政策环境,加大绿色发展政策的实施强度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污染存量降低,充分发...     

中国能源政策调节效应分析:以能源财税政策为例

以财税政策为例分析了我国能源政策的调节效应.首先,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和方差分解技术对中国1993-2006年能源财税政策的动态效应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财税政策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调控效果;能源财税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能源财税政策存在较长的时滞,有明显的中期化现象.最后,从开放能源市场、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能源财税政策目标的针对性和形成完整能源财税政策体系等方面探讨了增强能源财税政策调节效应的政策建议.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科技创新链视角下科技政策完备性研究

科技政策的效力取决于政策系统的完备性和各项政策的成效,考察中国科技政策的整体效力如何,首要的问题在于研究科技政策是否完备。通过构建基于科技创新链的科技政策分析框架,从政策数量、政策等级和政策针对性三个方面,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对2006年以来国家层面339项科技政策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科技政策较为完备,但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应用研究环节政策数量较少、产学研结合缺少专门政策支撑等。     

中国环境治理的两种模式:政策协调与制度优化

自古至今,中国环境治理存在两种模式和路径:一是环境史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政策意蕴;二是环境伦理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制度需求.从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司法维度来看,环境治理存在环境政策难以协调推进的问题和环境司法制度更新完善的问题.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颁布实施,为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和制度优化提供了指导方向.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需要遵循超越环境保护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主体的要求为理解环境法律政策,具体的运作为环境治理的刑事政策分析和克服相关实施障碍.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是一个环境法治系统工程,需要实现环境治理相关制度的优化和升级.这种制度优化,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核心价值指导原则,从环境实体和环境程序两个体系,实现对现有治理技术与实践方式的融合.在实体方面,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要求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机制;在程序方面,强调对于环境司法学的重视和对相应程序分类保障机制的倚重.     

政策清理与政策整合: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

缘于环境、法律、本体及其他变化,部分政策的存在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政策一出台即滞后,政策清理和政策整合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工作思路不清晰、脉络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政策清理多由政策制定者执行,政策清理不及时和消极被动现象,导致行政人员随惯性执行旧政策,阻滞了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协调。基于网络治理视野进行政策清理,可推动各级政府信息互动、有效沟通、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在尊重公共利益和彼此利益基础上整合原有政策的有用部分,保持新政策及时跟进以避免政策空白,实现政策服务公共利益的本原。     

政府技术采购的综合政策评判模型研究

根据AHP-FCE综合政策评判模型,以政府技术采购政策为例,探讨了创新公共政策的满意度评估问题。科技创新政策满意度下分政策执行、政策制定、政策反馈评价准则三个分准则;下分若干评价指标,指标满意度正向命题,分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五个评价等级。评估结果显示该政策的满意度不高。原因主要在政府采购机构设置混乱导致执行力不足、监督不够、企业参与热情不高等,并提出了调整机构、深化细则、信息便利等建议。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间接影响政策变迁？——基于政策文献量化与知识图谱的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2000年以来36份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政策以及447篇相关学术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政策文献量化研究方法和学术文献知识图谱技术，探究不同阶段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政策与学术文献的相关关系与互动过程。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政策及其学术研究在不同阶段均发生了显著的主题变迁，二者呈现出长期的、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学术研究往往具有先导性，前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对下一阶段政策制定产生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识别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间接影响政策变迁的启蒙模式、知识产业模式、滴灌模式、相互作用模式。未来，应基于中国情景进一步展开政策实践对政策研究的影响以及二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促进中国知识政治学的发展。     

苏联科技政策演化分析

“高度集中-军事工业导向制”是苏联科技政策的主要模式,通过对影响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社会、思想背景和政策决定等因素的分析,对该模式从萌芽阶段到改革阶段演变过程的梳理,重点考察经济、社会和科技体制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找出科技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所在,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处于转型期中国科技政策的完善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