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云南产业集群发展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之间如果形成良性互动效应,便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对本地经济起到巨大促进作用。基于云南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发展情况,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云南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云南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没有发挥出较大促进作用,产业集群也没有成为影响云南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鼓励符合云南产业发展导向的外商直接在本地投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云南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     

对外贸易、FDI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实证研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污染产业国际转移日益频繁,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依据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于M&W污染密集型产业分类方法,利用中国200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贸易、FDI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FDI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我国环保政策对于防范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是积极有效的。依据研究结果,从环境规制视角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基于FDI的污染密集产业跨国转移研究

运用国际贸易理论对污染密集产业跨国转移现象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协整方法实证分析了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对中国的环境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污染产业转移偏好,但在部分产业中确实存在污染转移现象。根据协整分析,FDI与中国的环境污染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FDI的引进没有加重中国的环境污染。建议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实行鼓励、限制或禁止政策,加强对外资污染密集产业的环境监测与管理。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与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实证研究

定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促进吉林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定量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吉林省城镇化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吉林省城镇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通过短期的不断调整而维持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吉林省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吉林省城镇化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城镇化有促进效应,但效应具有滞后性.定性与定量分析均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吉林省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促进了吉林省城镇化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市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天津1990-2009年的年度统计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对进出口贸易额均具有累积效应,同时对出口具有滞后效应。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的出口贸易具有替代效应;长期看,FDI对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值对出口和进口均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而对出口的作用多于进口。     

高污染产业涌向中国

我国的环境状况难以令人满意,“局部有所改善,全局仍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然而外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将大量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到我国,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FDI溢出效应、市场潜力与经济增长——基于西部地区2014年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实证角度出发,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之间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外资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外资利用额和FDI各潜在溢出效应维度回归,明确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显著。也验证了地区产值、外商直接投资额两者对TFP的贡献率,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潜力的代理变量(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市场潜力对FDI和全要素增长率之间关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溢出效应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国际上检验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通用模型,分别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当年效应与时滞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并得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结论.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我国制造业的政策建议.     

洱海流域水环境政策的发展

本文主要讨论了洱海管理条例、三退三还、两取消、两禁止等主要水环境政策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其中最主要问题是政策执行的资金投入严重缺乏。通过和新《水污染防治法》比较,洱海水环境政策存在忽视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缺失、违法成本低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论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实施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以经济刺激为特征的环境管理手段。它具有控制成本最小、可提供持续的经济刺激、更有利于政府实现其环境管理目标等优点。但该制度的实施需要进行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文章在对排污交易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推行该制度必须面对的几个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法。     

对《水污染防治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及建议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污染防治法”课题组一行30多人于2003年7月15日至2003年8月10日,对《水污染防治法》在淮河流域(河南境内)的实施情况展开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水污染防治法》在淮河流域(河南境内)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对河南省的水污染防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地方保护等一系列问题。联系《水污染防治法》在淮河流域(河南境内)的实施情况,项目组提出了对《水污染防治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及建议,以进一步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和有利于该法的实施。     

土壤污染刑事责任探究

土壤污染是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罪魁祸首。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对污染土壤的行为进行惩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最为有效的途径。立法最重要的问题是责任的明晰。法律责任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土壤污染刑事责任应当有别于其他污染。在立法模式上,土壤污染的刑事责任应当既在刑法中规定,也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进行规定。     

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聚焦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等热点问题,构建含有生态环境与财政分权变量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全面考察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以及研发创新等因素的环境影响机制;构建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针对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考虑交互效应则两者互相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削弱各自产生的污染效应,环境质量具有滞后加剧效应。（2）西部地区表现出税收改善环境趋势以及创新后发优势;中部地区表现出人力资本和人均GDP环境提升效应;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FDI占比环境提升效应。（3）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产生非线性环境影响,人均GDP与FDI占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以上结论,在财税政策协调互补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的地理、经济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环境提升策略,最终达成环境保护与财政经济的和谐双赢局面。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税种初探

合理利用资源,控制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的共同愿望。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应更多的使用税收政策来刺激正外部性,这就是建立环境税制。污染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越来越吸引人,不仅因为它能提供社会需要的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它能矫正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保护生态环境。要使污染税制既符合税制原则的要求,又能实现治污效果,主要从纳税人的认定、课税基础的选择、税率的确定这三大要素来进行设计。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分析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引资国,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凸显.通过对FDI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剖析了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乘数作用和绩效贡献,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效应.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出口规模扩大以及出口结构优化等方面都起着积极支持作用,其贸易创造效应、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比较明显,同时存在一定的贸易替代和间接贸易效应,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作用不明显.同时,我国在利用FDI促进出口贸易上还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为此,要培育有序的市场环境,并在加强对FDI有效引导与监督的同时,不断提高国内企业配套能力.     

文化消费生态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构研究

针对当下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的文化消费生态危机，有必要规范化建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这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建构该体系的目标是使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生态主体和外生态环境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有机融合的生态关系。文章基于跨学科视野，运用规范研究法，在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之间寻找消费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平衡点。引入生态学上的“生态位”和“生态链”的概念研究内生态主体之间的关系，运用用PEST变量模型分析法分析外生态环境。最后提出要不断强化对文化消费者的引导和对文化消费市场的调控，促使良性的文化消费生态形成，倒逼文化生产生态回归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