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

定量讨论1988-2011年北京市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来看,北京市FDI与CO2排放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且FDI的增加对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影响不显著。另外,从产业分布看,北京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FDI对CO2排放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效结构以及FDI的产业投入特点等因素决定的,为此,建议北京市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在低碳产业使用FDI的比重。     

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 FDI、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

通过中国30个省区1997—2012年能源消费数据,依据电（热）碳分摊原则测算出各省区的碳排放量,运用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理论,建立了包含经济增长、碳排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联立方程来分析区域 FDI 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联立方程中每个模型的协整关系是成立的,区域 FDI 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01,间接弹性是0．146,区域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32,间接弹性是1．882。研究进一步发现区域 FDI、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能源强度都是促进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并且区域 FDI 和区域碳排放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双向的因果关系。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的测度、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1990—2009年

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公式,计算了长三角地区1990—2009年间CO2排放量,对比分析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碳排放总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等指标。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CO2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不断攀升,碳排放强度逐年减小,但区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江苏的碳排放总量高于浙江,上海最低,且江浙两省碳排放总量增长速度最快;江苏年均CO2排放强度高于上海,浙江最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是造成区域性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实现CO2减排的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以及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CO2排放强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整体而言,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均是使CO2排放强度降低的推动因素,但碳排放专有的广义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要大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中技术变化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大,规模效率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则无明显影响,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中规模效率变化对CO2排放强度影响最大,技术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最小。     

基于统计分析及“450情景”的碳减排策略

环境、气候问题的不断加剧,促使＂低碳经济＂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CO2排放及碳密度的基本状况,结合450情景,对中国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及预期进行分析,探讨了与中国能源行业高碳排放的关键因素。最后,针对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对降低CO2排放的能源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究。     

基于LMDI方法的中国民航业碳排放因素的指数分解

2008年欧盟通过的将航空业纳入EU-ETS的提议草案,使得民航业的碳排放问题成为碳减排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民航业在CO2总排放量占比虽小但是增长迅速,而欧盟的这一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将给中国民航业带来一定的冲击。文章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分解法建立中国民航业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85—2010年间民航业运输总收入、航线结构、单位运输收入周转量、能源强度、CO2排放系数等五个因素对民航业CO2排放量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航业CO2排放量上升主要由运输总收入的增长引起,单位运输收入周转量和能源强度的下降则遏制了CO2排放量的上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中国民航业实现碳减排的应对策略和建议。     

外资进入对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度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探讨外资进入对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拓展Copeland-Taylor的理论模型,引入FDI、研发活动、对先进环保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三类技术因素,将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予以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增加外资引进程度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与高排放区域的碳排放总量,但有利于低排放区域的碳减排;从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FDI在规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实证结果表明,应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外资对环境积极的技术效应,同时,加快构建以区域协调联动为基础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跨区域环保合作.     

中亚五国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强调走低碳经济是目前中亚五国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可动摇的战略选择。分析中亚五国1993—2009年CO2总排放量、人均CO2排放以及CO2排放强度变化特征,利用Kaya模型定量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1）中亚五国的CO2排放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CO2排放水平已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CO2排放量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控制在某一个稳定的水平。（2）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导致中亚五国CO2排放的主要因子,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CO2排放带来了压力,而能源强度对减缓CO2排放的贡献是极大的。     

国际贸易对中国各行业CO2排放影响实证研究

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运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分15个行业、8种能源来研究中国基于国内生产、消费、出口、进口中的CO2排放及国际贸易中的净排放等问题。结果表明:（1）中国一直是碳贸易净出口国,1997—2007年的CO2排放量持续增长,国内生产大于国内消费的CO2排放量,且出口的CO2排放量占国内生产的CO2排放量的比例很大,这说明出口对中国CO2排放量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2）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和金属产品制造业是进口和出口CO2排放量相对较大的三个行业。（3）从单位产值看,出口、进口和国内生产的CO2排放强度在1997—2007年持续下降,而国际贸易净值的CO2排放强度1997—2007年一直上升,出口的CO2排放强度要远大于国内生产的CO2排放强度,表明中国净出口的资源和能源正在不断地快速飙升。因此,中国应加大鼓励低耗能、低排放行业的出口,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出口,发展太阳能、风能等低碳能源和新能源,从而减少中国的CO2排放量,实现低碳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发展。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研究述评

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中国二氧化碳（CO2）排放峰值问题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中国CO2排放峰值的宏观研究进展、中国CO2排放峰值目标的区域分解和产业分担以及偏向于尽快达峰的政策设计等方面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成果梳理,明确中国CO2排放峰值问题的来龙去脉,搭建学术界研究的基本框架,解析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脉络演进,并通过明晰学术界存有的共识和分歧,确认亟需构建CO2排放峰值的学理框架、加强中微观层面的研究工作、系统化研究达峰政策及其效应、强化研究峰值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进一步突破的方向。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基于2002—2010年面板数据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虽然是中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但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碳排放量增加与环境污染问题。笔者测算了中国第二产业分行业碳排放量,同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FDI工业产值的增长促进了中国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量增加,但是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部门的FDI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有所不同。因此,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我国有必要对FDI进行有选择的吸收,从招商引资逐步转向招商选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减少碳排放量。     

对中国引进FDI规制问题的探讨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尤如一把双刃剑,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双重的影响。近些年来,大量引资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因此对中国引进的FDI进行规制,提高其利用效率就成为目前函待解决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以引资产生的负面效应为出发点,对中国引进FDI规制问题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高校食堂食物浪费碳足迹估算研究

食物浪费问题不仅事关粮食安全问题,而且对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碳排放就是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之一。基于生命周期理论,通过对全国各省(市)30所高校的9660份问卷调查,对大学生在高校食堂就餐时产生的食物浪费碳足迹进行了核算。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每人每餐平均食物浪费碳足迹为0.095千克CO2eq;所有在校生每年产生的食物浪费碳足迹约为193.325万吨CO2eq。食物浪费在原料制造阶段产生的碳足迹为150.794万吨CO2eq,交通运输阶段的碳足迹为3.866万吨CO2eq,食材制作阶段的碳足迹为27.066万吨CO2eq,废弃处理阶段产生的碳足迹为11.599万吨CO2eq。要减少高校食堂产生的碳足迹和形成低碳饮食路径,需要学生、高校、餐饮企业和政府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     

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利用碳排放系数法,对中国及各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LMDI模型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从2000年的27784万吨CO 2增加到2014年的91336万吨CO 2,其中内蒙古碳排放增量最大.从全国层面看,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是刺激因素,分别增加碳排放78229万吨CO 2和31998万吨CO 2;节能技术、消费倾向和能源结构是抑制因素,分别减少碳排放31122万吨CO 2、9636万吨CO 2和5917万吨CO 2.从省域层面看,能源结构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793万吨CO 2;节能技术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3146万吨CO 2;消费倾向效应最大的是山东省,共减少碳排放907万吨CO 2;收入水平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增加碳排放6153万吨CO 2;人口规模效应最大的是广东省,共增加碳排放4006万吨CO 2.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国家级城市群建筑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9至2019年中国四个国家级城市群6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其建筑业的碳排放效率及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采用排放系数法测定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利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进行碳排放效率分析，最后运用Tobit模型分析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碳排放量在时序上呈现倒“V”字型；（2）建筑业碳排放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在时序上总体呈上升趋势，城市群间空间差异显著；（3）建筑业碳排放效率与建筑业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及节能技术呈正相关关系，与行业规模、资源禀赋及区位熵呈负相关关系。因此从政府角度提出了技术推广和资源利用等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动态分析

中国制造业经济总量和碳排放双双增长迅速。本文使用1995-2010年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动态分析了制造业发展程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城镇化率和研发强度等6个因素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主要结论为：中国制造业CO2边际排放波动上升;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是对制造业碳排放影响程度最大的两个因素,其次是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发展程度;从时序来看,城镇化率、能源强度和发展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影响比较稳定;研发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以上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完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城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测算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家庭日常出行交通CO2的排放量;以2000年为基年,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因素分解(LMDI)方法,对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均呈显著增加趋势,且北京市CO2排放总量远大于上海市;(2)收入、交通工具使用次数、人口对两市居民日常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起促进作用;(3)居民出行强度和居民出行结构对两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的增加起抑制作用;(4)不同交通工具碳排放水平对北京市CO2排放变化的作用为负,而对上海市作用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