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河南省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研究

笔者采用2000—2008年河南省37个行业出口和碳排放数据,就贸易自由化对河南省出口行业碳排放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目前河南省出口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为负,需继续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其次,贸易促进了河南省环保技术的进步,导致碳排放密度减少,由此产生的技术效应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最后,出口规模扩大产生的规模效应为负,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积累负效应远远超过了正的技术效应,所以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珠三角FDI与碳排放相关性测评——基于区域发展时滞与产业结构演变视角的分析

珠三角FDI依赖程度与碳排放总量均位居全国前列,深入研究二者关系有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与加快节能减排进程。通过区域发展时滞视角,运用协整EG两步法、误差修正模型以及灰色关联度方法,发现珠三角经济对于FDI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FDI方向发生积极转变,但外资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在长期内加强;FDI投入与能源消费结构向第三产业偏移,说明第三产业在外资利用方式与内容上较为粗放;第三产业对FDI的吸收超过第二产业成为趋势,但其发展方式、内容与外资引进结构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耗能产业碳排放量与FDI相关性随经济发展出现上升趋势,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较为粗放。     

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FDI规模在发展中国家的逐渐扩大,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加重大,其中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影响备受关注,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笔者将众多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和梳理,认为基于宏观层面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就业影响是积极的,这种积极的效应不仅体现在就业总量上,还体现在通过外溢效应对发展中东道国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及对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建设上。但还应看到,由于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区域、方式、动机及外溢效应发挥的差异性较大,加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及宏观经济政策有其特殊性,因而基于微观层面上,外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就业影响是呈复杂动态发展的,无法给其以唯一而确定的研究结论。     

我国西部地区引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考察:以重庆为例

在借鉴国内外FDI行业技术溢出效应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模型,并利用重庆市1999-2006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经验模型进行了检验,其结果表明:FDI在我国西部地区存在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而西部地区开放度的提高和国内资本的大量进入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因此,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方面,应该更多地关注内含先进技术的外资进入,而不仅仅是外资数量的增加.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FDI与碳排放: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我国1985～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碳排放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的规模效应、规制效应均为正向影响,技术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结构效应不明显,总效应为正。据此,建议政府加强环境规制,有选择地吸收外资,争取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寻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平衡发展。     

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隐含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OECD-AMNE数据的MRIO-SDA分解

【目的/意义】“双碳”目标下准确测算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合理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实现外资与环境的共赢发展。【设计/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及结构分解法对中国内资与外资企业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论/发现】研究期间我国10%～15%碳排放来源于外资企业，生产责任原则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责任；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碳排放的拉动效应不显著；高碳行业煤炭消耗碳排系数下降显著抑制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增加；国内内资最终品需求和外资最终品出口显著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上升。总之，清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促进内资与外资企业碳减排合作和降低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     

中国城镇居民嵌入式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MDI模型

嵌入式碳足迹（EmbeddedCarbonFootprint,ECF）是居民消费的产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测量比较困难。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消费者角度研究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对节能减排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碳排放投入产出模型对城镇居民嵌入式碳足迹（ECF）进行测算,并运用LMDI因素分解模型分析中国城镇居民嵌入式碳足迹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生活水平效应较大,为正效应,对总ECF的贡献度是233％;碳排放强度为负效应,对总ECF的贡献度是一133％;消费结构为正效应,对总ECF的贡献度是9％。因此,政府应倡导居民节约消费,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注重交通项目的减排。     

中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通过核密度分布和莫兰指数对中国2000—2015年30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动态趋势及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30省份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新常态以来低碳步伐加快;（2）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性具有高水平集中、低水平集聚特征,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增强;（3）本省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本省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邻省份的外商投资规模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本省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因此,未来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优化相邻省份间的产业空间布局以及大力发展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促进区域低碳转型的主要方向,同时生态城镇化以及继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也是减排潜力因子,省域间的减排空间溢出效果不容忽视。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模型

基于2000-2010年我国29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GMM估计方法,分析了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烟尘、工业粉尘等四类污染物的排放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程度的增加与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三类污染物排放存在较强的正向影响而且都很显著,而有助于降低工业废水的排放但在统计结果上不显著.产业结构对四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都很显著,其中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的排放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而对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起到了推动的作用.FDI与四类污染物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说明FDI有利于抑制污染物的排放,起到了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弹性值来看,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要大于国际贸易和FDI的系数,这说明国际贸易、FDI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而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普遍较大.同时,加入收入这个控制变量显示环境Kuznets曲线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变迁的逻辑——兼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在新时代引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从无到有、从地方分散试点到全国集中立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理论对其是适用的、有解释力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全球碳排放控制制度是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国际制度背景,中国气候外交是将国际碳排放控制制度转化为国内制度的桥梁。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特征三个方面。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动力来源于具有客观基础、受到主观影响的相对价格变化,变迁过程符合对主体的行为假定,受到锁入效应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在制定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时,需要考虑有关控制碳排放的国际制度,需要考虑我国在气候外交中能承担的支付能力以及在气候外交中体现出的支付意愿。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虑国内的相对价格变化、行为假定、锁入效应、路径依赖等因素。     

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时空差异——以山东省为例

碳排放问题是区域旅游业发展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之一。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按照"自下而上"分析法对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进行定量估算,并采用系统聚类法将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划分为高、中、低三类碳排放区域,具体剖析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碳排放总量、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是衡量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重要指标。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而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则逐年下降,旅游业节能减排取得一定成效。（2）区域旅游业三大部门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旅游交通是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旅游活动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而旅游住宿碳排放波动性较大。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累积碳排放总量为4 764.05万吨,其中,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动三大部门占比分别为66.52%、25.80%、7.68%。（3）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从空间分布上看,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呈现出东部沿海 > 鲁中地区 > 鲁西地区,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则是东部沿海 > 鲁西地区 > 鲁中地区;从碳排放指标上看,山东省大多数地市位于中高旅游业碳排放的行列,东部沿海是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区。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

定量讨论1988-2011年北京市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来看,北京市FDI与CO2排放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且FDI的增加对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影响不显著。另外,从产业分布看,北京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FDI对CO2排放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效结构以及FDI的产业投入特点等因素决定的,为此,建议北京市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在低碳产业使用FDI的比重。     

中国区域碳减排责任分摊研究——基于共同环境责任视角

区域间碳减排责任分摊,是制定节能减排政策的一大关键难题。为合理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区域间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进而按照共同环境责任原则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比重。在此基础上,将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逐年进行区域分摊。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存在由资源富裕区域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由沿海向中部区域转移的基本特征;2006—2020年中国累计应减少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增加;中部地区分摊的减排任务最重,京津区域减排任务最轻。为实现总体减排目标,国家应对中部、西北等区域进行财政补贴,鼓励其调整产业和贸易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应激励东部沿海区域对能源富裕区域进行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