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

以往对辽代行政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中央而忽略地方,本文则着重论述了辽代地方行政制度。比较系统地论析了辽代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官吏设置、职权范围、隶属沿革及历史特点等。比较了州县制和部族制,审视了辽代地方行政制度与前代相关制度的异同,揭示了辽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渊源及民族特点,展现了辽代统治者为适应多民族、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条件而推行的“一国两治”政策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实施情况。     

试论清朝治新政策在西域诗歌中的反映

清代西域诗歌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情韵和思想意蕴反映了清朝＂天下一体＂的大一统、＂因俗而治＂、＂恩威并用＂和屯垦实边的治边思想和政策。     

“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因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体制方面,实施"多轨制";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体现"差异化";三是在司法制度方面,注重"变通性"。地方土司政权的"因俗而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得以实施。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因俗而治"的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凡无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风俗习惯可"因俗",而有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各种制度则不能"因俗"。"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其显著:既推动了边疆土司地区的内地化,又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渐进化。明清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是适合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应当重新认识契丹辽朝的“一国二制”——兼谈其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的确立

“一国二制”是契丹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历史表现,它形象地概括了契丹国家早期的历史形态;但以往的研究中,却往往以这种“分治”的现象来论定契丹辽朝的国家体制为多元化形态;本文结合对辽代人口生活方式、文化接收系统等方面发生的历史变迁,对“一国二制”这一形式作了深入探讨,揭示其发展特征,从而认为,南北政治体制的兼容并蓄、杂揉发展,是契丹国家体制发展的主要特色。     

辽“五院”与“五押”问题分析

“五院”与“五押”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为部族名,执掌本部族军政事务,其职非皇族耶律氏子孙不可;后者为军名,是在各部族或其他部队征集、组编的边境戍兵,归西南面五押招讨司统辖。     

试论辽代青铜莲花形熏香炉的形制特点

辽代的民族融合是在自然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因俗而治＂的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清前期东北治边思想及其实践

清前期对东北的治边思想,是清王朝治理全国边疆思想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大一统”、“从俗从宜”、“分而治之”以及“中外之防”等四个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治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清朝制定正确的治边政策,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

唐王朝自640年灭高昌,设西州,到790年放弃安西四镇,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维持了对西域地区全局的掌控.其关键在于在巩固边防、治理边疆等方面多有创新,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治边之道:一,分别主次、缓急有序、离强合弱的地缘战略;二、战和相济、文武并用、威德兼施的治边战略;三、一区两制、双轨并行、顺俗施化的政治战略;四、立足边地、征募蕃兵、胡汉一体的兵力动员战略;五、依托军镇、精兵布控、屯戍结合的综合防控战略.唐王朝的治边之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利益,促成了唐王朝盛世局面的形成.     

辽金政治制度的比较

辽.金是我国北方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辽朝与金王朝前期统治政策基本相同,即都是接着因俗而治的方针进行统治。但金建国不久就在中央全部实行汉官制,而辽的因俗而治政策则贯穿始终。究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金的民族习惯更与汉族相近;二是金朝为加强皇权的需要。     

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

“以茶治边”的经济前提是茶叶生产的发展和税茶榷茶制度的实施。其理论基础则是依据“番人倚茶为命”而建立的所谓的“以茶驭番论”。并以此为前提制定了茶叶经济政策尤其是茶马互市政策 ,一方面垄断茶马市场 ;另一方面 ,又对西北游牧民族上层实行“以茶赏番”政策 ,从而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联系与统治。这一政策对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作用及思考

辽朝是以契丹人为主的政权,其民族政策从职官制度、政区建置、法律制度、选官制度、礼仪与服制制度等方面都体现着“因俗而治”的原则。“因俗而治”的实施不仅对辽朝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对于我国当今民族政策的完善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辽代部族军兵役制度初探

部族军是辽代立国、守国之根本,其兵役制度在部落兵制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辽代部族军具有双重属籍,既属军籍,又属民籍。部族军实行"补役之法",通常自富户当中征发,以"户"的形式镇戍地方,服役无固定期限。部族在役军队所需的粮、马前期需自备;后期逐渐由地方军事机构或政府供给,并无军饷。部族部分人户开始拥有兵役特免权,使得部族之间的等级划分愈加明显,体现出辽代社会秩序的变化趋势。而部族军整体兵役制度的发展演变,实际上暗藏的是统治者离散部落,削弱贵族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局筹谋。     

辽代的部族制度

第四，部族的统帅机关辽代的部族在作为行政单位的同时，又是军事单位。其最高统帅机关是北枢密院。具体事务属于北、南两宰相府分掌。这无疑是军民两政不分的部族制度。在两宰相府之下，各个地区分别有统帅机关。各个小部族在军事上属于其统辖。因各部族的牧地被限定，进而出现了卫戍于同一地区的若干部族合而为一个集团的情况。所谓各地区分别设有的统帅机关，当然会掌握着这类集团的军令和政令。进一步讲，辽制中部族牧地被限定，就是为了有利于行政和军事上的方便。在《兵卫志中》众部族军条中载有： 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各有…     

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

据《辽史·地理志》丰州条载,辽天德军与丰州同置一地,即都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而同卷“天德军”条又载,辽天德军的地理位置与唐天德军完全相同,都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期明安川一带。而据《辽史》所载,辽代并无二个天德军设置,所谓“天德军’即“天德军节度使”,辽代仅此一机构。那么,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笔者通过对辽初史料的稽查,核对与考证,有理由认为,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应与辽代丰州同治,因而,《地理志》“天德军”条,显系舛误。     

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治边政策特点分析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 1932年日本炮制伪满洲国 ,是东北边疆边患日益严重、边乱频仍的历史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这一时期为治理边患、平息边乱、开发边疆、反对“满蒙独立”推行了一系列诸如“移民实边”、“屯垦兴边”、“以路治边”、“以夷制夷”等治边政策 ,为维护东北边疆的稳定与开发和祖国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对东北边疆的历史地位及东北地方政府治边政策产生的背景、特点进行分析 ,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治理边疆的经验教训 ,这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凸显的今天 ,无论从发展学术 ,或对现实的需要都具有一定意义     

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明成祖在位期间与北方蒙古、东北辽东、西北藏区以及南方等少数民族都有接触,他在总结和继承前朝民族关系思想的同时,在实践中形成内容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一家”“厚往而薄来”“逆命者必歼除之”“因俗而治”等。明成祖的民族关系思想源于儒家“大一统”思想,也与个人的性格、经历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     

论清代对蒙古族“因俗而治”的立法原则及其意义

“因俗而治”是清代对蒙古族立法最为重要的原则。它是清朝统治者对历代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方略的继承的结果，也是清代统治蒙古成功的原因所在。     

说契丹“岁岁作楼居”──兼谈北方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及契丹因俗而治的社会文化心态

契丹辽朝初期,仍存在浓厚的旧俗的影响,至如“楼”或“楼居”这样的事象,既是契丹国家中的特殊存在,也是北方民族共有的特征,很难将它们从契丹民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划分出来;这是契丹国家“国事尚简”的主要缘由,也是“因俗而治”体制的渊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当时中国南北方文化相融、整合的一体发展趋势,这些现象也或多或少波及到中原并在那里产生了一定影响。     

辽代纪时法证史举例

辽代的碑志铭记在纪时法方面多有错误,主要体现在“误用纪时法”和“推算错误”两个方面,原因有辽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致误、作者的疏忽以及出于风水考虑而刻意修改等。通过对辽代碑志铭记中的纪时法进行研究,即可以解决部分金石文字之残泐问题,亦可纠正现今学者们在辽纪时法方面存在的编年、推算、别字等错误,对深入研究辽代金石文字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辽代酒务官初探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国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正因如此，辽代的官僚中出现了以酿酒、征收酒税为主的大批官吏，即酒务官。由于酒务官为低级官吏，并且《辽史》中完全没有相关的记载，至今对于辽代酒务机构及官员设置鲜有研究。为此，将辽代酒务机构的石刻资料进行整理，通过对辽代酒务机构的组织结构及酒务官的出身进行分析，以期对辽代酒务机构及官员设置的研究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