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域下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广大人民享受高品质生活”。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及其治理的重要指导理论，为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本文在总结与反思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城市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应然要求，而且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就使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然选择。与此同时，回到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原初语境，基于《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立足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审视其哲学意蕴，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来激活对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还是其通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来夯实探究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及趋势的历史观基础，抑或是他通过对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批判来确立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基本思路，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现代城市发展和我国城市治理...     

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     

习近平关于城市治理重要论述的 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引

习近平关于城市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生成逻辑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城市观是其理论基石,中华传统城市治理智慧是其文化源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城市治理经验是其历史依据,新时代以来城市治理的现实境遇是其实践基础。从核心要义上看,习近平从城市治理理念、治理原则、治理要义和治理手段等四个维度深入阐释了新时代城市治理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科学描绘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的宏伟蓝图,深刻解析了如何彰显城市特色风貌的关键问题,系统回答了怎样进行城市建设的重大命题。从实践指引来看,要立足“核心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宗旨;立足“龙头论”,科学编制“以宜居为标准”的城市治理规划;立足“全周期管理论”,高效实施“以三化为主线”的城市治理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各方面难题的长效之策,而有效的政党治理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政党治理的视角透视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层面上有助于明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推动自身的发展变革、如何管好党、如何执好政、如何推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从现实层面看,发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以及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可以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动力。明确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实践的内在联系,对推动和把握二者的互动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有裨益。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系列挑战,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价值路径、制度路径和实践路径来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完善政党治理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城市国际化视域下的城市现代化转型

城市国际化是城市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定方向与轨迹,其主要成果就是国际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城市国际化及其理论进程表明,城市国际化与城市现代化彼此依存、互为支撑,城市国际化趋势及其格局要求,是透视城市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视角和依据。基于城市国际化要求的城市现代化转型应把握四个主要方向:城市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城市功能环境的现代化转型,城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城市空间利用的现代化转型。     

城市区域理论及其政策导向

城市区域理论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化的主流理论,反映了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当代城市化理论在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全球化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区域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和地域空间的重构,区域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治理框架和政策过程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在政策层面上,城市区域理论主张加强城市区域的竞争地位,重塑城市区域的政治地理,建设包容性的治理框架和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三重逻辑：思想、理论、现实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具有思想、理论和现实三重逻辑。在思想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核，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源。在理论逻辑上，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前提，实现不断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表征，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精髓。在现实逻辑上，顺应时代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完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特质，助力国家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精神。新时代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与完善，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及评价研究

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通过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演进及城市现代化研究进展，可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提出城市现代化的内涵，即拥有高素质的城市居民、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经济、高层次的城市社会、高端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高水平的城市治理能力、高品质的城市文化产业体系、适宜生存发展的城市生态环境、高效能运转的城市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对2011—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测评结果显示，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整体呈波动中攀升态势。最后围绕提升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创新发展动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化现代化的生态环境体系、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归纳了可能的政策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

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践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推动形成了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全新飞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擘画出一种“大现代化观”,在将现代化作为世界性进程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在驾驭资本逻辑中改写现代性基因，为当今世界全人类的现代化问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人为主体、复合全面、多元全球”为鲜明特征，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窠臼的理论超越。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生态思想,主要包括辩证自然观、可持续发展观、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西方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对推动当今世界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处于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时期的中国,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状况的生态文明思想。近年来,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两山论”以及生态治理现代化思想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延续、创新与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探索,是一个不断超越、与时俱进的开放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性体现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用和党的宗旨与初心、使命等,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形成过程中还具有合目的性。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这种目的性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和目标指向,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的基本价值准则和根本目的。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合规律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合目的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性,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更为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可以说,当今世界相较于任何一个人类发展阶段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最为复杂的,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新时代,要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及其内在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磅礴力量;坚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价值准则;坚持发展和改革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效能和效力得到双重提升。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初探

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风险态势的科学分析后,习近平总书记建构起了整体风险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新常态风险、党内政治腐败风险、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风险、自然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必须增强主体责任自觉、恪守底线思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风险治理“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是实现“四个伟大”的实践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话语权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息息相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多边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的集体主义和公共选择等特征，以话语权为主要文化标识的软实力如今也被纳入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由于其不断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围剿，如何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度，如何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是当前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应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中国话语权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目前我国话语权地位已经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不容否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争夺战"，基于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迫切需要从传承与延续、国际与国内角度思考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挨骂" "失语""失声"问题仍然存在，主要包括西方话语霸权打压中国话语空间；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依然存在；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不绝于耳等。针对这些问题，在全球治理视域下，立足话语评价视角加快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展望未来，面对中国话语权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为了让其他国家准确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在国内外的重要场合发声，实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从我国国家治理理念、制度优势、能力及实践等方面汲取经验与智慧，探究话语权提升路径，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坚持把我国治理实践转化为话语权力；把我国治理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把我国制度自信转化为话语自信；把我国治理愿景转化为世界认同，充分展现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效，理直气壮地参与塑造全球治理，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特征与当代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取向在中国深入传播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内化于心的过程。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特征与形成机理对于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取向,对于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树立崇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与独特优势——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视角分析

制度自信是对制度效能的积极评价和制度优势的坚定信心.制度自信与制度的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相伴相生,源于深层制度理论的指导性、创新性,更源于在制度实践中被反复确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适应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需要,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奠定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实的历史、理论、实践根基.基于建党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与独特优势,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能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