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从概念内涵、历史生成和发展走向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些区别和联系是它们在各自轨道上既运行不悖又相互依托、相互作用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制度保障和能力保障,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体制机制促进二者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七部分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进行了论述,阐明了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论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这种文化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底蕴,凸显了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革命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了国家治理革故鼎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价值共识,丰富了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推动国家治理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治理现代化与制度治理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的治理能力基本上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但是却存在许多不足,首先是制度体系不完善,其次是现有制度的执行力不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务之急是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提升制度执行力,适应领导范式变革大趋势,逐步实现制度治理。     

公平正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视域

公平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和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平正义之间是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公平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视域下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以发展为源动力,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以共享发展为基本理念,不断实现共同富裕;以改革创新为助推剂,构建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实现公平正义提供有力保障;拓展国际视野,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参政党

在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发出了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号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地位和性质决定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能够通过我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等制度载体充分发挥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等职能作用。在当下国家治理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应领会国家治理理念,把握国家治理核心,抓住国家治理着力点,明确好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和积极作用,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切实肩负起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与投身国家治理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     

国家治理转型与法治现代化的平衡和调适——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现代国家治理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全面实行法治,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也是我国国家治理持续转型的过程,并伴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制定不能被忽视,其是法治的基础和内核,决定着法治的发展和走向,进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深入推进阶段,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使法治建设意义更加凸显,法律制定的功能转变为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规范,还要为依法治国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体现为法治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所制定的法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历程的规律,就能够明晰改革来时的路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及未来面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和意义分析

现代化是强国富民的必经之路,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只一条。在世界性现代化历史潮流中,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国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其特征概括可为十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与西方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大为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本质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中国式现代化要同步实现城镇化与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创新绿色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世界大国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共发展、共命运的现代化。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适应中国国情、适应发展阶段的现代化,也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开辟新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话语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涵探析

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必须基于中国话语语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政治国家的阶级性职能逐步向民众性回归，充分彰显人民主体性的中国国家治理是其集中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性和创新性统一于制度设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互释共生。突显人民主体性与强调制度设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基本内涵，是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时代彰显与宣示。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政党制度的三重意蕴

随着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也日益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三重面相。作为内容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运行特色。作为性质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具体表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作为本质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则具体幻化为新型政党制度,从规律的层面彰显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效能。中国政党制度内容、性质和本质的三重意蕴,深刻地折射出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无论作为内容,还是体现性质,抑或彰显本质,中国政党制度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族事务治理及其现代化

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既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又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繁荣昌盛。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行动逻辑与中国现代化的形势、进程密切相关,必须要实现现代性和整合性双重目标,利用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种力量。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形成了领导民族事务治理的观念、理论、组织、制度和动力等关键要素,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了民族工作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原则方向、政策取向、基本方略与行动方式。有利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进而有利于各民族团结奋斗,充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凝聚全民族的力量。     

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探索,是一个不断超越、与时俱进的开放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性体现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用和党的宗旨与初心、使命等,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形成过程中还具有合目的性。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这种目的性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和目标指向,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的基本价值准则和根本目的。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合规律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合目的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性,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更为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可以说,当今世界相较于任何一个人类发展阶段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最为复杂的,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新时代,要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及其内在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磅礴力量;坚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价值准则;坚持发展和改革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效能和效力得到双重提升。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议题与进路——基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角

城市治理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为新时代城市治理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现实，不断创新发展了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揭示现代城市形成发展和治理深层机理的理论，以此为视角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有助于深化把握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现实挑战和实践进路，而且有助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创新发展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从核心议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议题。全球化是洞悉中国城市治理本质的历史境遇，城市化是把握城市治理机理的现实进程，生态化是城市治理的战略议题，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实现了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论关联。从现实挑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建构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饱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和全新的乡村政治生态预期,彰显出鲜明的政治道义追求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围绕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梳理建构相关政治伦理资源谱系,提炼建构其政治伦理体系,并在分析相关风险挑战的基础上设计建构其政治伦理优化方案,以期通过以上三重建构把乡村治理的权力运行制约在“善”的笼子里,进而促进中国特色乡村善治的完善与发展。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扬弃了西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四重使命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命题,这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现实和时代发展的新态势,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主要有着四重使命,即解读时代、把握时代、顺应时代和引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