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     

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     

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

我国的古典文献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形成的一门学问,就是文献学.在我国文献产生很早而文献学一词的出现却比较迟,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文献研究,本来就处在萌芽阶段;汉代以来,从事研究和整理文献的工作实践,或者被称作“校雠”,或者被称作“国学研究”“整理国故”等等,从来没有得到正名.文献学的名词近代才出现,它既不同于历史上的“经学”“朴学”,也不同于“考古学”“语言文学”,它     

儒家孔荀正名思想刍议

正名思想是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孔子正名的率先提出,荀子对正名的继承与发展,为正名思想在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价值体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礼＂的思想,荀子正名思想中的逻辑制名,都是正名思想的价值内涵。先秦儒家孔荀正名思想不仅在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的春秋战国时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当下社会构建名实相符的社会制度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公孙龙子》的逻辑正名思想

本文认为,公孙龙是逻辑正名理论的开拓者,其《名实论》是一篇以“正名”为旗帜的文章,《白马论》是对《名实论》逻辑正名思想的补充和发挥。公孙龙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提出“唯乎其彼此”的逻辑正名原则,揭示了逻辑正名的性质、要求和方法。正名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曾...     

论《荀子·正名》对孔子“正名”说的继承与改造

孔子“正名”主要是指出语言运用不当造成的事实混乱,其含义相当粗略与模糊.《荀子·正名》看到了名实混乱的危害,提出了制名的方法和原则.相比孔子之法先王、复周礼,《荀子》是法后王、制新礼,已经开始寻找与当前政治上的强者合作来结束名实混乱的现状.同时《正名》关于道法、名礼的论述,上接黄老下启法术,具有关键性的承接意义.     

孔子正名说的古典诠释考述

从战国后期到汉初这段时间,大致属于孔子正名思想的探讨和定型阶段,其间尹文的正名尚带有黄老形名之学的先秦学派痕迹,到董仲舒则从大一统的角度,并借助名实等观念对孔子正名以及整个孔子思想做了剖判定位。随后,关于孔子正名的理解就逐渐转向从经学角度出发的正言语从而正名分,在汉、宋思想的交错中,又逐渐分化为正名字与正名分两个分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整个孔子正名思想的诠释史其实也是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立足、发展和主导的历史。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正名”的“正名”——孔子“正名”说真义考辨

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释"正名"实际上是将"正名"("纠正名义")错解为"以名正实","辨其受命之名"应该是对"正名"最为合理的解释。孔子的"正名"主张是针对卫国特定政治格局而提出的,意在强调卫君(辄)并未受灵公之命,"正名"语境中的孔子首先是以一个政论家的形象出现的,"正名"的逻辑学意义似乎应属后人的添加。孔子的"正名"能否成为一种"主义",进而成为"中国名学的始祖",这都是令人怀疑的。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音乐的影响

汉代音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繁荣受到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从汉代音乐思想上看,阴阳五行强调宇宙一体化的思想促进了汉代音乐“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从汉代音乐形式上看,歌唱、器乐、舞蹈的形式都体现出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从汉代音乐发展模式上看,阴阳五行重平衡的思想下形成了汉代音乐从传统重雅乐到雅俗并存的发展模式.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音乐影响深远,形成了它独特的艺术体系.     

清代满人的姓与名

清代满洲人简称满人,为今日满族的先民。满人的姓氏与命名,是其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被清朝统治者提到“满洲根本”的高度而极力维持,但在汉文化影响下仍不免发生深刻变化。本文依据清代官书、契书、碑刻、家谱、私家笔记,对清代满人姓氏命名系统,从七个方面作了初步考察。旨在说明：满人的姓氏命名系统,在内容上具有丰富多样、时间上具有流变性强、受汉文化影响强烈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与满人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社会发展的独特环境、外部条件的多样性以及满汉文化日益陶融的发展趋向是分不开的。不过,迟至清末,满人的姓氏命名系统,仍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自己的特征。这不仅是满人有别于其他族人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是其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     

从“阳儒阴法”到“礼法之治”的中间环节: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从汉代"阳儒阴法"到魏晋"礼法之治",有两个变化:其一,"法"之地位的提高。从问题的提出到外化为政治实践,再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认可,其中间环节正是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其二,"礼"之地位的突显。即在"儒"对"法"、"名"思想的涵摄中,礼因兼具"儒"的教化性、"法"的规范性和"名"的可检验性,因此成为融汇儒、法、名三家的思想资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也正是这一融汇过程的中间环节。     

略论洞庭湖之称谓及历史变迁问题

"洞庭"之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时有出现,但是意义不完全一样,也不一定是同指一处。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体还处于"渊"、"泽"的阶段,"尚相当窄小",应该还不会有"洞庭湖"之称。随着后来环绕君山的所谓"洞府之庭"形成了一个大的湖泊,洞庭湖名逐渐形成并开始固定。洞庭湖之名在湖南的出现,则可能是先民在迁徙过程中发生了地名的移位。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从礼器到日常用器--论两汉时期青铜容器的变化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其间青铜容器完成了从礼器到日常用器、从周制转变为汉制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器类方面,传统礼器逐渐消亡,日常用器种类增多;纹饰内容方面,从以神仙世界的灵异纹饰为主逐渐过渡到以人间的吉祥图案为主;铭文的内涵也由物勒工名转变为吉祥语言.从总体上看,西汉早期青铜容器还处在周制阶段,西汉晚期汉制才得到确立,西汉中期为过渡阶段.     

豫西“伏牛山”名称考略

豫西伏牛山的名称由来有因形状、传说、传讹得名之说,后者最为可信。成名时间在魏晋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期之间,最有可能在隋代,晚至清末已成为专名。伏牛山地区佛教的发展、传播在山名的确定和专称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汉代“乡三老”身份再探讨

围绕汉代"乡三老"是否为官的争论聚讼纷纭,主要原因是对史料的掌握与理解上存在一些歧异,其实"乡三老"的身份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考之史籍,西汉"乡三老"是官,但未被列入吏员行列.东汉的"乡三老"既是官,可能也被纳入吏的系统.汉代县、郡国三老的职掌及作用与乡三老不同.     

“隃麋”考——陕西省千阳县历史地名及相关问题研究

相关历史文献、金石文字以及出土实物证明,“隃麋”是今陕西省千阳县在两汉时期的正确县名写法,《后汉书》等写作“渝麋”或“隃糜”均为传写之误。隃麋墨,产地为隃麋、材质为松烟、形制为丸状或锭状。关于隃麋墨的记载,最早出自东汉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而不是最常被引用的东汉应劭《汉官仪》。     

明代五开卫“华款”初探——兼论明代汉侗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

华款是明代五开卫等地汉族移民效仿侗款而结成的民间武装组织。明中叶,华款的活动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遇命案按照侗款款约处理,二是联合侗款共同打击五开卫官员的腐败统治。明朝末年,随着地方叛乱的增长,官方比照侗款推广华款,使之成为整合地方各种武装力量的重要组织形式。侗款不仅是侗族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深刻影响到周边汉族社会。这对我们反思明代汉侗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西夏赐姓李氏考

西夏赐姓李氏一事在《宋史》、《辽史》和《金史》中记载不同,《宋史》载两次:唐贞观年间和唐末僖宗年间;而《辽史》、《金史》仅载一次,即唐末僖宗年间。史书对此记载有所出入与史书作者生存年代、王朝修史方式、史官态度以及西夏王朝自身的因素等不无关系。因此,对此加以考证,读史者在阅读史书时讲求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