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生态脆弱区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对流域微观主体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有利于流域内生态补偿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实现全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适合生态脆弱区实际的生态补偿意愿属性指标体系,利用选择实验法,对石羊河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对900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多项式Logit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在自然景观比例、旅游指数、沙尘天气数、森林覆盖率、草地覆盖率、旱生植物面积、水量、水质以及家庭支出9个生态环境属性中,除旅游指数外,其他8个属性均显著影响受访者选择;边际支付意愿较大的属性分别是：自然景观比例、森林覆盖率和草地覆盖率;石羊河流域居民针对现状变化最佳改善方案的平均支付意愿为每年572.62元/户,全流域每年的支付意愿为2.8亿元。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苏州市为例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的苏州市为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模拟假想市场,分别对上游和下游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太湖流域下游基于激励机制的支付意愿比上游基于惩罚机制的支付意愿平均高56.90元/（户?年）,下游苏州和上游湖州、宜兴市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275.81元/（户?年）、194.90元/（户?年）和162.47元/（户?年）。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最大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以及对太湖流域的依赖程度呈显著相关性。流域双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可采用政府补贴为主,同时采用税收和捐款的方式,支付金额需要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居民可支付能力。双向生态补偿资金需要建立专户,严格监管。     

水权交易模式下江西流域生态与经济耦合关系研究

由于生态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标准难以确定等问题,导致流域内发展两极分化较为严重,普遍存在"上游保护地区发展缓慢,下游地区免费受益"现象。通过引入以水权交易为补偿模式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江西流域生态与经济耦合关系,有效实现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因流域生态保护失去发展权的补偿,平衡流域内不同行政区经济发展,为江西省统筹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提供方向。在机会成本法的基础上,引入水质系数1/IP综合、单位用水经济效率系数1/E以及协商系数β,建立江西流域生态补偿模型。以赣江南昌、宜春段为例,计算得出2012年的补偿额度应为20.890 3×β亿元。通过结合两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设定协商系数β的合理取值范围,最终确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和运用价值的补偿额度。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研究

根据2005-2015年新安江流域生态与经济的相关数据,建立跨省份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模型,依据综合成本法核算生态保护者的总成本;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敏感性分析,运用熵权法与受益权重系数调整其结果,选取发展阶段系数评价下游地区对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最终得出补偿阈值。结果显示:赋权前新安江流域下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08.23亿元,赋权后服务总价值调整为244.91亿元,2015年新安江流域补偿标准区间为22.00⁷7.98亿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推进流域生态补偿的技术交流,支持补偿资金筹措,尽快完善流域补偿机制等建议。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价值估算——以南京段居民支付意愿调查为例

以1 592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价值的微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Spike模型估算了南京市居民对流域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及其总补偿价值。结果发现,不考虑"零响应"会造成支付意愿的明显高估。南京市居民的支付意愿区间为459~475元/户.年,总补偿价值约为9.43亿元/年;实行差别定价能获取更多的补偿价值,为9.82亿元/年。环境服务为奢侈品,只有收入超过某个最低水平后居民才愿意购买。年龄越高支付意愿越低,以55岁以上老年群体的支付意愿最低。     

基于城市居民支付意愿的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为例

采用CVM法和相关计量模型研究了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城市居民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南京市、盐城市样本居民年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209.35元/户、162.79元/户;基于此支付意愿下的两市耕地非市场价值分别为19380.74元/公顷、3461.08元/公顷。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年龄、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等对两地区样本居民是否愿意付费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家庭月平均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则对两地样本居民的支付水平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从中可以得出简要的政策含义：（1）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地看,资源配置中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不可忽略,越是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发达的地区,耕地越是稀缺,耕地的非市场价值越高,越有必要将耕地非市场价值纳入资源配置决策,同时越有必要和可能建立耕地资源占用的生态补偿机制;（2）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城市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能显著提高居民的支付意愿;（3）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支出能力则是提升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水平的关键。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居民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湖南紫鹊界梯田为例CSSCI

基于湖南省紫鹊界当地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Scheaffer抽样法及二元Logit模型,对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71．76％的居民支付意愿较高,支付额度的峰值在1～100元,居民支付意愿与自身的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认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性别、户籍不相关,居民不愿意支付的原因有收入低、认为遗产保护是国家的事情、担心资金不能用于遗产保护。     

产业集聚对流域水污染的影响分析:以海河流域为例

地表河流的流域性水污染问题与区域性产业不合理布局密切相关。以海河流域为例,建立包含空间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污染产业集聚对流域水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污染产业的集聚总体上不利于水环境改善;针对水污染的治理虽然可以遏制水环境的恶化,但其效果仅限于污染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此外,上游地区的污染产业集聚抵消了下游的环境治理成效。因此,应当严控集聚带来的增排,加强对流域上游地区的产业规划和环境治理。     

《长江法》的构建与流域管理体制改革

长江流域的水体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长江法》实施对长江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长江立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流域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我国目前的流域管理体制存在机构设置重叠、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等现状,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的性质和权限不足于实现综合统一管理的职能。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改革流域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初步构建其体系,从创设新型的流域管理机构、流域监督机构、流域管理委员会以及明确地方政府职责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为《长江法》的制定奠定理论基础。     

1939年海河流域水灾述论

特定的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社会因素导致1939年海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洪水给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内的广大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努力最终克服了灾荒。1939年海河流域水灾爆发的教训和救灾的经验都对当今的防灾救灾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论嘉陵江流域旅游开发

嘉陵江航电工程实施后,其流域的旅游优势凸现出来,成为这一地区的新兴产业。针对嘉陵江流域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若干相应对策,即在旅游开发中要突出古镇特色文化;采用多种措施提高景点间的空间可达性;在旅游开发中要加强区域协作,走整体开发道路。     

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     

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的特点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现代化理论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视域,用现代化的理论与视角来研究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历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被动应对性、筹边防御性与民族主义性,这是辽河流域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现代化历程比较明显的特点。     

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播迁考述

1938年2月,豫北沦陷,省会开封市告急,作为当时河南省三所高等院校之一的河南省立水利专科学校被迫撤离开封,走上了颠沛流离的播迁历程。八年间,学校辗转南阳镇平县、内乡县,陕西宝鸡市,坚持在抗战烽火中办学。迁移期间师生生活困苦,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学校损失惨重;但是全校师生坚定"兴学救国"的信念,为国家的水利事业贡献了大批的水利骨干人才。作为河南高等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抗战播迁之路也是河南省高等教育抗战兴学的一个缩影,值得我们回顾并思考。     

经济学视角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理

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流域上下游之间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流域生态经济补偿理论包括外部效应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生态资本理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是一个非平衡和复杂系统;存在着非线性作用机制;并且系统内外存在着大量的随机涨落及其涨落的放大机制和突变性.因此,需要从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对象以及生态补偿方式等方面构建流域水资源的生态补偿机制.     

毛泽东与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数十次到淮河流域的城市、农村进行考察和调研,对淮河流域经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和宝贵建议,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促进淮河流域发展的殷切希望。淮河是淮域人民的母亲河,也是全国的第三大河。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建国之初流域各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治淮工程;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包括流域在内的全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对流域农村发展过程中"左"倾现象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警惕,对农村责任田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毛泽东在流域徐州、许昌、郑州、合肥等地视察时强调建设工业的重要性,并对淮域社办工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建国后的淮河流域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