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文鼎与“西学中源”和“礼失求野”

“西学中源”与“礼失求野”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中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前者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而后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论及“礼失求野”的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后,错将政治权威当做学术权威,才开始大力宣扬“西学中源”的思想.     

术数思想：薛凤祚中西会通模式的重要案例

在中西会通方面,与其前辈徐光启、同辈王锡阐、后辈梅文鼎相比,薛凤祚会通模式的独特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其术数思想中。薛凤祚试图用西方占星术复活中国传统术数,他批判中法,引进西法,并对术数理论基础及具体术数分支——择日术进行了中西会通。由于中西学术从体用到思维方式都迥然有别,薛凤祚的会通是不彻底的。     

试论京城宿儒与李光地易学的关系

李光地易学的杰出成就与寓居京城宿儒顾炎武、梅文鼎、孙承泽等人的提携、指引、影响是分不开的,但又容易被研究者忽略或误读。笔者以此为论,以期揭示李光地易学授受渊源的另一面。     

有关曹雪芹家上世史料拾遗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谒墓记》: “道尤三年(1823),……五月二日庚午,至宁国县(安徽省)、方家冲,谒小溪公墓。……乙亥,至独山,谒定九(梅文鼎)公墓。墓有碑曰:     

梅文鼎的中国回回天文、历法研究

梅文鼎对元明时期输入的回回天文、历法之学有专门研究,其主要关注这一学术体系的源流、专业知识的疏通及在华流播史事;同时梅氏对《明史.历志》中有关回回天文历法史事的载述及典籍的整理、附录有重要贡献。梅氏的上述工作使其足以成为清代这一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     

试论科学大家梅文鼎事业成功之内因

一代宗师梅文鼎,(以下称梅氏)是清代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其科学成就和研究方法在我国形成了“宣城学派”,则在我国科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当今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     

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苏联目录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和复杂的发展道路。在沙皇时代,目录学得不到重视与支持,发展非常缓慢,虽然在十九世纪初期一些进步的俄罗斯目录学家如索必科夫——被称为俄罗斯目录学之父,阿拉斯塔谢维奇等的著述中,在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言论中,在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目录学家的书目文献和目录学论著中,都曾经论述过有关目录学的原理,1899年建立的莫斯科目录学小组,1900年     

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苏联目录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和复杂的发展道路。在沙皇时代,目录学得不到重视与支持,发展非常缓慢,虽然在十九世纪初期一些进步的俄罗斯目录学家如索必科夫——被称为俄罗斯目录学之父,阿拉斯塔谢维奇等的著述中,在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言论中,在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目录学家的书目文献和目录学论著中,都曾经论述过有关目录学的原理,1899年建立的莫斯科目录学小组,1900年     

清代天算学家梅文鼎的无神论思想

梅文鼎《学历说》据大量事实指出,占验灾祥之说是来源于古代历说不够准确,预测与观察结果不符, 或某些天文现象暂时不能解释预测,因而被误认或曲解为上天垂象示警并据以妄言吉凶祸福;指出随着天文历法学的进步,这些不符或不能解释之处实际都有规律可循或得到解释,根本与人事吉凶无关。该文结合天文学史对其说予以阐释,指出其在无神论发展史中的重要性,略述清代对占验迷信的一般认识,论当前仍有破除此类迷信之任务。     

浅论中山王鼎壶铭文中的修辞格式

中山王鼎是中山国遗址出土器物中最重要的一件,该鼎铭文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对中山王鼎铭文所使用的修辞进行了讨论,认为其铭文中使用的如此多的修辞,无论在出土文献还是在传世文献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上古时期修辞的宝贵参考资料。     

神力·神职·神祇?--汉代“高禖”图像考辨

“高禖”崇拜可以追溯到商代,他是中国历代官民共祭的重要神祇。“高禖”在商周时期是一种掌管生育的“自然神力”,在汉代演变为掌管生育的“神职”,任职者曾为女娲、西王母或伏羲。东汉时期,随着“高禖”的男性化进程,“高禖”逐渐脱离与其他神祇的关联,成为民众所认可的独立的神祇。汉代“高禖”图式是“高禖”神祇身份在汉代确立的依据,并以图像的方式反映了洪水过后存世的人类始祖在“高禖”指引下结合繁衍人类的原始神话,表达了民众求子祈福的愿望。     

齐如山的戏曲实践与汉魏俗舞

齐如山在近代京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不应被忽视,而经由他改造之后的梅兰芳京剧艺术的美学本质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遭到鲁迅辛辣讽刺的梅兰芳艺术在西方世界受到普遍赞美,这使国人从此因自豪而无法看清梅兰芳艺术的本质,也因此无法深入地评估齐如山戏曲实践的得失。齐如山的戏曲实践主要是为皮黄戏设计舞蹈和服装。为了给他的“戏曲舞蹈化”实践寻求存在的合理性,齐如山引用了大量汉魏以来的舞蹈文献,但其实他的舞蹈设计的灵感主要来自他对皮黄戏舞台的熟悉。由于舞蹈化的程式动作占据了剧作的主体,梅兰芳艺术成了一种追求形式美的艺术,人文关怀的主题也就被淡化了。     

缺席与在场的错位——“三大戏剧体系”论争中的梅兰芳和阿尔托

争论多年的“三大戏剧体系”仍然包含着诸多意犹未尽的话题。考察新旧“三大戏剧体系”需从梅兰芳到阿尔托的演变过程中了解梅兰芳的延后影响及其阿尔托的在场失语，通过在“体系”内对布莱希特和阿尔托进行比较，既可以对“三大戏剧体系”的演变作出新解读，也有助于增进对阿尔托的理解和接受。     

《目录学与学术史》读札

徐有富先生的《目录学与学术史》将目录学与学术史密切地联系起来,更直观地反映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实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笔者在阅读此书时,往往产生一些情不自禁的联想,这些联想或是书中内容的延伸,或是对徐先生观点的补充,或是商榷,等等。这些札记有些是纯粹的学术史问题,有些则涉及目录学,这些皆是缘于此书而发。     

“神韵”与“性灵”的消长——康、乾之际诗学观念嬗变之迹

康熙至乾隆之间诗学的嬗变,显示为一个王渔洋神韵诗学被扬弃而袁枚性灵诗学逐渐主导诗坛的过程。其间重要的契机是叶燮诗学由其门人沈德潜和薛雪传播、发挥,在江南诗坛产生重大影响。以薛雪、黄子云、吴雷发为代表的江南诗论家将叶燮诗学中自成一家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而查为仁、桑调元等另外一些诗人则激活了古老的性灵概念,在雍正至乾隆初的一段时间,为性灵诗学的发展造好了舆论声势,做好了理论准备。这些人物都与袁枚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其诗学也为袁枚所熟悉,作为性灵诗学的前驱,有必要从诗学史的角度对其历史意义加以重新认识。     

论梅尧臣涉农诗的文学个性及其史学价值

梅尧臣涉农诗全面反映了北宋的农村凋敝、民生疾苦和施政上的种种弊端,揭示农民彻底贫困化的深层根源;也全面记录了北宋中叶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状况和民风民俗,在农业史、政治史、科技史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独特的文学个性在于:不同于前代田园诗,所咏歌的就是农家生活本身,或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感慨;往往采用大型组诗的方式来表现农家生产、生活的一个完整过程,或农村风物的全景,其观察问题的眼光独到并富有创新精神,都使他在涉农诗上也成为"宋诗之祖"。     

梯玛信仰与叶梅的小说世界

梯玛信仰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既体现为土家人的刚健性格和乐观精神,也隐含着土家人的生存意识、集体意识。在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和《最后的土司》中,梯玛信仰是结构文本的核心因素。对于小说世界中的土家人民,梯玛信仰潜在地引导和约束着他们的生活,根筑了他们生活的勇气和期冀;而对于作家叶梅而言,写作即展演土家文化,这不但饱含了她对土家文化的认同,也饱含了她在多元文化碰撞的态势中对本民族命运的思考。     

吴梅剧作四论

吴梅不仅精通曲学,而且擅长创作。其时政类剧作反映了吴梅当时的政治思想取向,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批判精神;婚恋类剧作反映了吴梅对自由恋爱问题的忧虑,他更多地看到自由恋爱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对旧式婚姻给予较多的肯定;轶事类剧作通过描摹文人的风流韵事,以传达个人的志趣和心绪,反映了其早年的一段生活与心绪。通过上述剧作也可看出吴梅的一些艺术观念和创作特点,即采用传统剧曲样式,讲究音律的规范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