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的人类中心主义谬误批判

"发展伦理"只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一种文饰,它貌似新颖,也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求人们在对待自然时必须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但是其出发点却是狭隘的人类利益,片面强调人的发展,否认自然有独立于人类利益而存在的价值,因而其最终结论就把人类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及为保护环境做出的努力仅作为对人类发展的自我关怀."发展伦理"的新招牌下掩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不仅其结论违犯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它的理论前提乃至论证的全过程也都是倾向人类中心主义的.     

生态环境美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根本对立的,而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又归因于"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所囿于的西方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主客二分,其本体论根源是形而上学的理性至上.主客分立使"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思想上表现为无限膨胀的主体性,在伦理观上坚持传统伦理学.只有构建生态环境美学,突破主客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否定传统哲学当中的工具理性,重建理性和主体性,坚持生态伦理观,重新认识和肯定自然的价值,才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圆融共舞的共同体.这才是以生态伦理学为基础的生态环境美学的最高目的.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兼论道德共同体范围的扩展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伴随着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变革 ,人类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人扩展至非人类存在物。这种生态伦理观的转变为当代生态法学提供了伦理学基础     

论生态化环境管理模式对主体的要求

现行环境管理模式缺少对主体的关注,在分析生态化环境管理模式的意含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应当不仅重新思考环境管理主体的范围,对环境管理主体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这包括在价值观上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相对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生态文明观;在伦理观上正确处理经济理性、生态理性、法律理性的关系;在利益观上正确处理整体利益和部分利益、代内利益和代际利益的关系等方面。     

以生态环境为本: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

生态伦理应实现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环境为本”的思想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借助于自然观的演绎,确立了理性的合法性地位。全球化背景下的“以生态环境为本”的理念是对工业化背景下的理性在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误用之扬弃,同时这一理念一改过去把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伦理核心理念的错误认识。这种转变在重新审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到生态伦理中,转换了伦理思维,扩大了伦理范围,深化了伦理意境,改变了伦理主题。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在生态层面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维度,在制度层面指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出路和重要途径,进而从生态伦理、制度规约与科技创新等角度为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启示。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问题的文化考量

我国城镇化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但在发展中却凸显严重的生态问题,究其根源,文章从人类中心主义、资本逻辑与城市文明三大主要层面阐释,探析出产生城镇化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即文化危机。并论述城镇市民应对自身行为重新审视,重构生态文化,走向城镇生态文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共赢家园。     

建构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人面临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 ,把一个古老而严峻的问题重新摆在人们面前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并由此引发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 ,随着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深化 ,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两种观点的精神实质 ,建构起一种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已成为拯救人类走出今天生态困境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也是研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切入点。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公正体系模型初探

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析,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概念及内涵,在对当今社会各层面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公正为核心的环境伦理模型,使之能够在社会的各个群体:个人、企业、政府内部都相应地得到推广,并使这种伦理观成为当代人类自律的一种规范,真正的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伦理：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彰显

作为一个依赖文化进化的物种,人具有根本区别于动物的超越生命极图的"类"本质.而在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视野中,人的类本质被强化的本能式生存异化了,并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批判和反思的生态伦理并没有实现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回归,"人"又被人为地作为理论前提而放逐了.事实上,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彰显,人走向自觉的类存在,正是科学的生态伦理建构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旨趣.     

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 ——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传统发展伦理观不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应进行衡平,这种衡平乃环境法价值理念的伦理基础。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论环境道德法律化面临的现实障碍与实现途径

环境道德法律化,是当前解决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客观需要。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错误的环境道德观,使得人类与环境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面对着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有必要将一定的环境道德上升为具有国家强制约束力的环境法律,通过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道德观,赋予自然体法律主体地位,以及加快国际合作的步伐,力求实现环境道德法律化,使得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更高层次的环境道德内容,实现环境立法的理论成熟规范,从而促使人类道德关怀对象从人类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的耗散结构视角分析

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功能的系统。生态系统的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自组织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动力学过程遭到破坏,生态系统的耗散结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导致生态危机,这些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不相符的;只有保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完整,才能保证生态系统的持续生存与发展,才能增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建设好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生态伦理教育,转变消费观念,改变发展模式,建设环境法制,这样才能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协调。     

论民事诉讼中的集中审理原则（一）

集中审理原则起源于英美法系,根植于英美法系国家固有的法律土壤--陪审团制度和对抗制.它的确立和运用极大地提高了诉讼效益,同时也维护了司法公正,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制度优势.随着对集中审理原则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其蕴涵的诸多合理因子逐渐被挖掘出来,成为引领各国民事诉讼改革和司法现代化的精神统领和目标指向.这一变革潮流也给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带来了冲击,本文认为,引入集中审理原则并将其本土化,让其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中发挥应有的指导性作用势在必行.     

生态伦理的元伦理问题探讨

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促使人们去寻找解决危机之道;与此同时,人们又在反思自身在自然中的角色定位。本文从逻辑学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然状态,重申了自然本身有其价值,人为自然之子,并从本体与存在、生命与价值两个角度作出了真理性论证,为生态伦理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元伦理意义上的有力支撑及为我们构建生态伦理原则和规范提供了形而上的指导。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道德伦理追析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经济或政治问题,更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道德伦理从更深的层次上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与制度的安排。从道德伦理视角分析中国农村环境问题背后的道德伦理根由,揭示传统道德伦理观在农村环境问题上的负值效应,并提出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应路径。     

类本位意识

环境危机是由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中人的个体本位思想意识所导致的。因此,解决环境危机必须解决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个体本位思想意识。要解决这种个体本位思想意识,就必须实现由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中人的个体本位思想意识向以类为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     

适度性原则:人类活动理念的变革与重构

人类活动的适度性原则 ,是对人类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自觉意识和深刻把握 ,是对工业文明时代追求生产和消费无限增长的超限性、无度性人类活动的批判否定 ,是对自然征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的扬弃 ,是人类活动及其理念的现代性转向 ,是人类在较高层次上对自身活动的理性约束与规范 ,是未来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这一理念的理论根据 ,是人—自然—社会所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它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 ,以及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兼顾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