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整体功能与编辑的创造性价值

本文将“编辑的发现”作为人类文化进步的“三大标志”之一,比较详细而深入地阐释了编辑主体的创造性价值在文化积累、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等各个环节中的体现;同时,从文化结构的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三方面探析和论述了编辑的重要作用。     

关于编辑创造论的中介思考

编辑劳动是一种创造。编辑、作者、读者之间编辑是主体。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理论来研究编辑创造论,提出联系他们三者之间的中介是出版物。同时根据大文化出版理论,指出编辑创造主要是“文化选择”。编辑和作者、读者是不同层面上的创造,而编辑处于更高层次的创造。     

“文化强国”背景下编辑的使命

建设“文化强国”是当前国内外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以编辑为首的出版人应当做文化安全的守卫者、文化创新的实践者、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文化开放的推动者。为此,编辑应当“外塑形象,内强能力”,也就是说要坚持学习,完善知识技能结构,树立良好形象;转变思想,增强“服务”意识,满足群众需求;坚守职责,增强沟通能力,成为“意见领袖”。     

“海派文化”学术笔谈

“海派文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其所蕴涵的时髦(或曰“现代”)、求变、创新等方面的特征,十分突出。目前,上海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致力于发展出“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文化底蕴是不行的。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宗旨,正在于对“海派文化”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研究,以彰显“海派文化”的特有魅力,服务于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     

试论编辑的语言修养

编辑是以语言运用为主要工作手段的一种职业。语言运用涉及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文字学、修辞学等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此外,一种语言的运用必定要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因此,编辑的文化底蕴就成为支撑其语言修养的重要依托。     

戴望舒诗中的吴越文化情愫

海派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 ;它是传统文化 (又以地域文化——吴越文化为重要的呈示形态 )和外来文化的奇特组合。戴望舒出生于杭州 ,后“移民”上海。之后 ,戴望舒虽也在欧洲留过学 ,在香港住过不短的日子 ,但上海仍是他生活和创作的主要地域。更重要的是 ,和同时代许多“上海作家”不同的是 ,他并没有把上海的“亭子间”当作栖息所 ,把眼光仍然投向他们过去熟悉的乡村生活 ,而是融入其中 ,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这种海派文化气质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他的诗情内容中 ,构成戴望舒诗歌一种独特的情调和风格特征。本文着重分析构成戴望舒诗歌的海派文化质素之一的吴越文化情愫 ,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界去领略戴望舒诗情中内含的文化底蕴     

论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编辑角色

由于编辑活动在人类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中居于中间环节,编辑就成为身负特殊责任和使命的社会角色。现代社会是一种文化导向型社会,现代化的肇始和归宿都体现为一种文化变迁过程。文化变迁的契机凸现了编辑文化选择的权利。编辑是文化传播的使者和文化创新的“设计师”,在文化变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角色地位     

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十八杉”民俗解析

本文从分析我国南方“杉木文化带”内各族林农历史上盛行“十八杉”民俗的文化源流入手,应用民俗学、历史学、森林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等的学术观点,剖析了“十八杉”民俗的生态文化内涵,阐释了“十八杉”民俗的生态文化底蕴,寻溯了“十八杉”民俗传承的生态文化轨迹,进而提出“十八杉”民俗在生态文化视域下的重构与调适。     

文化的整体功能与编辑的创造性价值

本文将“编辑的发现”作为人类文化进步的“三大标志”之一，比较详细而深入地阐释了编辑主体的创造性价值在文化积累、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等各个环节中的体现；同时，从文化结构的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三方面探析和论述了编辑的重要作用     

试论蔡元培与鲁迅“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

蔡元培与鲁迅 ,同出越乡而在中国百年现代进程中双双成为“泰斗”与“楷模” ,但二者业绩同辉而文化性格殊异 ,实乃“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巨人 :一、他们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先驱 ,既是从“旧垒”中率先走向现代的先觉者 ,也是从辛亥流产的阴影中走向五四的先驱者 ,又是抗日反蒋的战友 ;二、他们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巨人 ,在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上 ,在文化重建的基点———育人立人的方针上 ,在文化转型的哲学观念和行为方式上 ,均可谓殊途同归 ;三、其异同之根源在同源异流的传统、西方和地域文化承传。文章提示 :从历史造就的这两位现代文化巨人“和而不同”的风范中 ,获取新世纪文化建设的启悟。     

“覃怀文化”称谓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兼与谢东方先生商榷

对焦作地区历史文化的称谓 ,曾出现了多种概括。本文针对“山阳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称谓 ,以丰富而厚重的历史史实 ,从文化发生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军事地理环境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对焦作地区地域文化称谓的界定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讨论 ,以为 :还是以“覃怀文化”的称谓来界定焦作地区的历史文化为最佳的称谓。也只有“覃怀文化”的称谓 ,才能体现焦作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及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灿烂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弘扬民间艺术的几点思考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弘扬民间艺术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对民间艺术资源的开发利用存有困境.通过确立农民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形成民间艺术传承的“文化自觉”;发挥民间艺人骨干力量,创建民间艺术人才培养机制;挖掘地方具备文化底蕴的民间艺术,培育民间艺术市场体系,讨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弘扬民间艺术在的可行性,旨在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确立一种文化审美意义上的编辑观

编辑行为与著述、出版活动在进行文化审美的过程中“联袂演出” ,三者是互为前提的 ,为此 ,我们特别强调现代编辑观念的文化审美价值 ,即确立一种文化审美意义上的编辑观。不论出版载体如何演变 ,不论著述活动如何繁杂 ,人类的编辑行为都是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的 ,编辑学界讨论颇多的“编辑学” ,与其笼统称为文化创造 ,而与著述、出版混淆 ,不如说是一门研究编辑行为的文化审美的科学。     

解读编辑出版界的“任火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任火在编辑专业期刊《编辑之友》上连续发表一系列编辑学研究论文,其文风飘逸,文字清爽,引起编辑同行的注意;2003年8月,他的编辑学专著《编辑独语》悄然面世,不久便告售磬,其发行之快耐人寻味;2005年6月,荟萃全国70多位编辑工作者心声的《编辑独语》的图书评论集《走向编辑灵魂的圣坛》出版发行,在编辑出版界引起轰动,任火及其作品产生了一种编辑文化现象,即“任火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引起编辑出版界的广泛关注。作者通过任火及其作品的分析和解读,给人们一个了解任火、认识任火的窗口,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产生这种编辑文化现象的真正缘由。     

论世纪之交的编辑转型

文章论述了世纪之交编辑转型的重要意义和实施途程，寻找自己的时代坐标，以便完成社会转型时期赋予的崇高使命──学好文化经济学，涉足文化市场；重塑自身的编辑形象，以便尽职尽责地从事学报事业──“编辑学者化”、“编辑公关”、“为人作嫁”是重塑编辑新形象的基本要素；提高素质，以便再创学报辉煌───“编排规范化”是其宝贵的编辑实践和必由之路。     

论编辑在文化传播中的“把关人”作用

编辑的基本职责是对他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从而进行有效的传播。编辑工作的根本性质在于:编辑是科学文化活动必不可少的参与者,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起点和中心环节,构成文化工作的一个子系统。编辑工作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部分,而编辑在这一活动中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发挥着“把关人”所应发挥的选择作用、组构作用、传播作用和增值作用。     

集美学村楼名文化研究

“集美学村”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著名教育胜地,“嘉庚建筑”绝世无双,其建筑楼名因文化底蕴深厚、独特经典,令世人赞慕!近时代“集美学村”有许多新建筑以“人名”或“企业名”命名,又折射另一种“知恩图报”、“回报社会”的楼名文化。研究嘉庚时代和后嘉庚时代建筑楼名文化,对弘扬嘉庚精神、办好集美学村意义重大。     

通过海外华人观照中国文化及国民性

近代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外居住求生，他们身处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部，“两脚踏中西文化”，在另一文化环境中保持着华夏文化传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通过他们进行民族反省，外国人也因此而加深了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既有长处和优点，也有缺点和不足，既不能全盘否定也需要扬弃和发展；海外华人文化品格，反映了中华民族既保持文化传统，又适时变化的民族性；他们使外国人认识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和平、守法的民族，而不是一些“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者所说的“有危险性”、好侵略的民族     

与客家始迁祖不同的徽州中原移民

闽、粤、赣的客家始迁祖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都是中原移民,但是二者的社会地位、政治状况和文化发展有很大不同。客家的始迁祖是中原的“给客”、“客户”或“佣客”,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共处,形成“主”“客”并立的政治局面;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客家的方言、民俗和文化,形成二元或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客家的始迁祖不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是“中原衣冠”,他们征服并同化了当地的山越人,由“客”变“主”,使徽州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山越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统一的徽州文化。文章重点阐述了徽州中原移民发展的历史特点。     

从图书外包装到图书整体设计--我国图书装帧艺术观念的变革

我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近百年来却落后于世界一些先进国家。除了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外,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思考和书籍设计概念的转变。把传统的“仅仅为图书做一个外包装”的概念转到强调编辑、编排理性化,视之为一种立体的、整体的造型艺术上来,我国的图书装帧水平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