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道路——兼及雅典版图问题

雅典国家兴起于阿提卡半岛。这个农业小邦在实现内部统一后,随着国内公民集体内部关系的调整,逐步走上海外扩张之路。雅典人占领萨拉米斯,殖民卡尔西斯,击败埃吉那,制服提洛同盟诸邦,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海上帝国,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古代世界其他奴隶制霸国或帝国一样,雅典帝国的富足和强大是建立在征服、剥削、奴役、屠杀异邦人的基础之上的,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化昌盛的历史前提就是雅典人对帝国臣民的压迫和剥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阻滞了它继续扩张的步伐;重新成为小国寡民之邦的雅典,对外扩张有心无力,在艰难缓慢的复苏中成为北方兴起的马其顿人鲸吞的对象。     

希腊历史发展趋势与马其顿征服希腊之主要原因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经济、政治的实际状况及其总体发展趋势表明，希腊城邦在公元前４世纪不具备向高一级国家组织过渡的历史条件，不存在将逐步为专制主义的奴隶制帝国所取代的历史趋势；马其顿征服希腊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元前４世纪中期开始，前者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并大大超过同期的希腊诸邦。奴隶制城邦必将为奴隶制霸国或进而为专制主义的奴隶制帝国所取代，这是古代世界国家发展的逻辑的必要性，不是历史的必然性     

试论古典时代雅典的粮食进口问题

通过对古典文献的分析 ,阐述了国外学者对古典时代雅典粮食进口问题的认识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认为公元前 5世纪雅典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世纪雅典的国内国外政治环境及这一时期的干旱气候 ,促使雅典在整个古典时代一直需要大量的谷物进口的原因 ,并且谷物进口贸易主要以货币形式进行     

试论古典时期雅典的社会福利

在古典时期,随着雅典帝国的建立,雅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入了全盛时期,为改善公共福利奠定了经济基础。城邦以及富人在粮食供应,就业,公共生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具有不稳定、公民特征突出等一系列的特点,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缓解贫富差距,稳定城邦秩序。     

述论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商业经济

尽管农业从总体上看是古希腊城邦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但是,城邦的经济特征并非单一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城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通过对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金融业等商业经济的论述,说明古典时期以雅典城市为支点的商业经济的发展相对突出,雅典城市乃城邦商业经济的中心。     

公元前4世纪雅典土地所有制状况及其成因

公元前 4世纪 (迄前 3 3 8年 )雅典的土地所有制与公元前 5世纪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土地占有未出现猛烈集中 ,更未形成大地产制 ,城邦土地所有制仍然是比较稳定的中小土地所有制。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 ,阿提卡的自然条件不利于大地产的形成 ;其次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存在的可供兼并的土地并不多 ;再次 ,从法律上严格限制土地兼并 ;最后 ,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人带来了严重灾难 ,使雅典公民的财力较战前大大削弱 ,从而削弱了他们兼并土地的能力。     

罗马与希腊文化的变迁

随着罗马皇帝的大军踏上希腊的土地， 以城为邦的时代就已完结。但雅典离开古典传统的距离从未象罗马帝国离开共和国那么远。雅典是旧希腊和希腊世界公民传统的代表。罗马人统治下的大部分希腊城邦拥有或多或少的自由自治。通过建立新城，罗马人削弱了帝国之中城邦的基础。城邦的政治作用已失去， 城市作为文化中心仍很重要。罗马人向希腊人努力学习， 但是， 罗马帝国经济上的活跃和罗马人的天才实践使其在立法上的成就前无古人。东希腊被一个东方起源的东方式的宗教征服了。罗马征服了希腊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雅典的民主制度及其局限

雅典城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雅典民主制具有"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鲜明特色。雅典的民主制度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     

论公元前四世纪雅典陪审法庭的政治权力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陪审法庭不但行使最高司法权，而且干预立法，行使大部分监察机和部分行政管理权，实际上处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违法法令诉讼对于陪审法庭的政治权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雅典人确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其次因为雅典人习惯于将一切有争议的事情，不管其如何产生，性质和内容如何，都交与法庭裁决。     

从雅典与斯巴达城邦看古希腊世界未完成统一的原因

阻碍古希腊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对城邦的热爱与崇拜。斯巴达和雅典在希腊城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的特性影响到了它们统一古希腊,同时它们的政策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激进民主制”

"激进民主制"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概念,它本身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在不同的语境中,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将会对"激进民主制"作出不同的定义与评价.作者从当时雅典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分析当时民主政治的性质,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激进民主制"是社会危机中的一种极端状态,可能导致此状态发生的某些基本特征的确存在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现实之中,雅典人将这些特征予以制度化,使得当时的民主政治尽管没有进入极端危机状态,但也明显表现出激进性质.     

从皇帝到礼仪元首——从德国国家元首地位的嬗变看德国政治民主化

从19世纪德国统一以来三部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魏玛宪法》、联邦德国《基本法》）中国家元首从皇帝到礼仪元首的嬗变中可以看出,国家元首地位转变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民主化的推进。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德国所经历的是＂外植内生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所走的是渐进与突变相结合（改良革命型）的曲折道路。     

20世纪美国州政府的立法体制改革

为重新确立州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提高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水平,美国各州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了对立法体制的改革。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期中,各州相继进行了立法机构的职业化改革、议席分配的平等化改革、选区划分的合理化改革和立法体制的民主化改革。至20世纪末,改革者们设定的目标基本得到实现。然而,民众对改革后果并不是很满意,他们自1990年代以来又提出了许多反向的改革主张。     

论社区零售订购业态

在短缺经济时代甚至直到19世纪,零售订购依然是人类重要的购物方式和销售方式。大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几乎摧毁了零售订购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社区零售订购又恢复了他的生机,电话和电视订购也赋予了它新的涵义。B2C零售订购业将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的E—SHOP零售营销大趋势。     

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研究

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内涵、作用的理论分析,并对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状况进行了实际调查,认为落后的外部环境是制约陕西非公有制经济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要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陕西经济新的增长点并实现其大发展,目前应着重做好优化观念、服务、政策、法制和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工作。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 ——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民国时期专家治国的理念研究

民初,随着封建帝制的推翻,传统价值体系也遭到破坏。科学技术被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当时受到追捧,逐步攻占旧体系被打破之后的空白。由此,人们也对新兴的专家群体赋予了许多特殊期待,"专家治国"作为一种思路在民国脱颖而出。与同时期的西方专家治国理念不同,国内的专家治国方案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公元前5世纪楚国和雅典的官制比较研究

公元前5世纪是楚国和雅典官制的成熟定型期。从对二者的行政、军事、经济等官制的比较中可见,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楚国和雅典在职官设置、官员产生和其权力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官制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基本相似,官员都讲究出身,都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伦理化的社会关系与中国传统国家两重性

中国传统国家存在着"权力大"和"能力小"的双重性,根源在于社会关系伦理化导致社会关系"二人化",消解了本应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造成公共领域私人化,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由于缺乏社会组织作为中介,使国家公权力扩张和社会控制能力不足。而在20世纪,历史惯性使国家仍带有传统痕迹而对社会转型产生深刻影响。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通过市场经济和多元的社会组织形式,训练人们公共生活的规范意识和习惯,建立中介性社会关系,形成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间的相对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