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阶层基础阐析——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

市民社会的勃兴是探讨传统中国未能出现与集权博弈的独立力量的一个重要视角。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演进呈现的消长与博弈,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渊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生互动孕育了理性文化要素,从而产生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独立中间阶层对当代民主社会的价值在于多元权力中心左右了现代政治国家"公共选择"的过程,使个人权利得到彰显,敦促统治合法性向社会回归,最终通过民主宪制让权力服膺于自由。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健全的公民社会：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实表现在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等各种权利的状况也日益得以彰显和改善。健全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国家转型,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正常发育的公民社会,使社会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波动而失控。     

杨子的社会思想初探

杨子"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等思想在当时能获得极大影响,在于他代表了对于诸侯争霸战争、"率土地以食人"者厌恶、反感、憎恨的广大下层民众的情绪、态度和立场。从现有的材料看,杨子只是坚持一种个人对待国家和社会的态度,并没有真正将其上升为一种治国原则。杨子的社会思想是对以家族制为基础的社会体制的一次反叛。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杨子第一个提出了以个人为本的思想,认为个人的存在高于国家和社会。     

亚当·斯密对现代商业社会立国之道的阐释

亚当.斯密是在商业活动成为国家事业的背景下,论述了现代商业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则。与古典政治哲学把社会当作有机整体来思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不同,斯密以个人为起点来理解社会,个人成了目的。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斯密确立了两条原则:一,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二,正义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由此,亚当.斯密阐明了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和政府职能的理论以及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同时也向人们表明,容纳了财富、奢侈品和个人竞争的商业社会,同样能够维持良好的秩序,建立成功的国家。商业社会的立国之道就是通过使普通的个人享有正义和法律之下的自由,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对外维护国家独立,对内保障个人自由。这样的立国原则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它更接近自然自由,更符合人性,是人人可及的。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解释模式与发展启示

在我国,国家与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是紧密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全面控制和主导社会;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不断放权,社会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职能。针对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他们结合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试图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构建本土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只有两者分工合作、互相监督的同时,进行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可能形成。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一种社会政策的公共选择

刑事被害入国家救助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公共选择，目的在于顺利实现刑事被害入的社会回归，从而实现社会的一种自我治理。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社会公共组织与社会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由此，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实践由司法主导向社会主导的转换是一种必然发展趋势。     

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市民社会与行政国家——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

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来代替.建国之后,国家在农村扶贫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却经历了从"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到当前还不完善的"市民社会"三个阶段.这些阶段的出现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各个阶段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现形态也不相同:"空心社会"的出现是因为"政策忽略"与"传统缺失";"隐形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其有弥补政府功能的作用,但其地位卑微;现今社会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在扶贫领域与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积极合作,并逐渐体现出"市民社会"的特性.     

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困境及路径

新型城镇化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相关领域中复杂的具体社会关系,而且直接蕴含着国家-社会力量干预等宏观社会关系。而国家-社会宏观关系的处理方式及其效果直接决定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水平,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新型城镇化面临着农村土地违规开发引起民怨、人的城镇化滞后引发社会不公、过度开发引发生态危机等重大问题的困扰,因此必须从国家-社会关系入手,释放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利益协调功能、公共决策参与功能、缓解社会冲突等功能,提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和经济为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强烈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经济观,认为必须把社会公平引入公共行政中去,并作为其基石和核心,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的现代启示,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维度,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当代中国的权力非均衡性及其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权力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社会权力过于弱小;在社会权力内部,精英权力过于强大,大众权力过于弱小。这导致社会的公平性缺失、改革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等。为了实现权力均衡化,需增强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公共性,制约资本权力、引导知识权力,增强大众权力。     

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管理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政府必须树立“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不断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权力与利益;构建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互动协调的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市场、公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公共权力边界调整

公共权力边界是公共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界限,它本质上体现了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系。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权力与市场、社会边界的调整和再造,形成科学的公共权力边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总体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边界划分日趋清晰,但也仍然存在着内部边界重叠交叉、外部边界规范化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权力效能的提升。公共权力边界受到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应当重点从政府职能定位、社会力量培育、程序正义规约、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来入手为公共权力运行设定合理边界。     

论我国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实现路径

公共行政承担着行使公共权力、促进社会正义的职责,因此必须对公共行政行为进行规范。实践证明借助于法律单向控制的传统手段已不能满足民众对于责任政府的要求,因而必须通过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来实现公共行政的良好运行。文章提出从社会环境、公共行政组织及行政人员三个层面来促进服务行政模式的转变,为实现公共行政道德化提供制度保障。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公权力运行逻辑

民族村寨的治理是社会学、法学、民族学甚至人类学共同关注的话题。从逻辑进路上,既有传统公权力的单向治理维度,也有现代的公私权的互动共治。在对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分析框架下,如何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运行轨迹限制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职能界限内,并在民族村寨复杂的民族文化习俗中使自治体管理价值最大化,将国家层面和民族村寨场域的不同治理范式通过下沉后的自治体进行社会秩序的有机调适值得关注。近年国家拟建立自治体下沉的村治试点,其目的在于削弱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的渗透,扬私权抑公权,将公权力的运行和村民私权的保护纳入现代化的法治治理逻辑中,进而凸显新时代民族乡村振兴中权力与权利的和谐共生。     

行政改革中的道德诉求

在政治改革和公共行政的改革中,中介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但是,中介组织的发展并不是解决政府危机的根本出路,它只是一个随机性和权宜性的解决方案。公共行政的根本性变革取决于其价值的重新确定,其中,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是公共行政的内生价值。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制度及其体制的道德化固然是基本的方面,但是,这种制度和体制无非是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框架,最为关键的还是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只有当行政人员是道德的,他的行为才是公正的,制度和体制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行政人员的道德主要来自于他对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