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中庸》之“庸”的实践意义阐释

国学经典《中庸》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至今影响着国人各方面的思维判断和处事方式。《中庸》之"庸"的实践意义可以从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修齐治平三方面加以阐释。     

朱熹解《论语》"吾道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

朱熹解《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以“圣人之心,浑然一理”为一,以“一本万殊”解“一以贯之”,并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联系起来,讲“‘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从而建立了“天地无心之忠恕”“圣人无为之忠恕”“学者著力之忠恕”的理论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阐释《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区别和相互关系。     

论《中庸》的和谐理性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其包含的和谐理性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本文试图就《中庸》篇中的"中和"价值观所体现的价值理性以及"中庸"方法论所体现的交往理性来阐释中华文化所蕴涵的和谐精神,挖掘其中的理性资源,为今日之中华和谐社会建设寻找理论渊源。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大学》：文本、思想史与当代视域——以“诚”、“明”为核心

历代对《大学》之“诚”“明”的解释,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而这些解释构成的阐释链虽有历时的变形,但将之与《中庸》作横向的比较,又可以发现其相对的一致性。《大学》文本的文献学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之于思想史的问题。而思想史的问题,往往与儒学的时代背景与命运紧密相关。《大学》的“诚”“明”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心性儒学的特点。无论内圣是否能开出新外王,儒学的现代命运都值得当代人认真思考。     

谢文洊《中庸切己录》思想内涵析论

谢文洊（1616-1682）明清之际著名的理学教育家，字秋水，号约斋，江西省南丰县人，时人称其“程山先生”。笔者根据谢文洊《中庸切己录》的阐释发现，其试图将程朱的理学观点与孔孟的修养方法融合，且对《中庸》的天人关系、人伦实践，以及慎独思想的内容多有发挥。本文以《中庸切己录》内容为例，析论谢文洊《中庸》思想内涵，分为“天道率性”“切己工夫”和“慎独达德”，三部分进行论述。     

论辜鸿铭《中庸》英译本中道德哲学的建构

辜鸿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译了《中庸》,他翻译《中庸》的目的主要是要借《中庸》的翻译来宣扬中华道德文明的优势,改变西方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态度。因而,在具体翻译中,他通过多种途径来彰显原典中的道德内容,主要表现在：通过序言、附录等副文本总体性论说中华文明之道德文明的本质;通过在译本正文核心术语翻译中添加“moral”一词来突显道德的内涵;通过译本中相当数量的双行小注来进一步随文阐释道德的主题。辜鸿铭的译本成功地将《中庸》建构成为代表中华道德文明的有机整体,他在翻译中所尝试的阐释路径与方法,也为后人开辟了翻译阐释的新天地。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中庸》 地位提升的主因: 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 《中庸》 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 事实上, 在释 僧智圆之前, 儒士田锡、 邢昺等已尽力推崇 《中庸》。 田锡助推 《中庸》 入科考; 邢昺宣扬 《中庸》 心性之 学, 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 由 “内圣” 而 “外王”; 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 《中庸》; 赵湘自觉阐 发 《中庸》, 以斥杨墨、 申韩之异端。 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 《中庸》 的传播, 扩大了 《中庸》 的影响, 推 动了 《中庸》 学在宋代的兴起。 并且, 田锡、 邢昺等对 《中庸》 所固有的 “内圣外王” 思想的自觉阐发及 推崇, 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 相反, 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 《中庸》, 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 文献依据, 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孔子中庸观念新说

孔子中庸观念新说黄武强一、孔子的中南观念与《申日）有人根据宋代朱来的《中庸章句集注》的回示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的“子思作《中庸》”一语，认为ｔ中庸》是“孔门传投心法”的书，是孔于的战国初期的孙于于思之作．这是错误的。《中庸》里的所谓的“今...     

《西游记》“白骨精”考辨

佛教“白骨观”的修法和理念与《西游记》“三打白骨精”故事的生成，有很深的渊源。“白骨精”形象的成功塑造。体现了作者对无常人生的真切感受与形象表达，阐释了放下贪嗔痴慢、超越白骨微尘人生的宗教训诫。     

《易》《庸》之学片论

儒门有《易》、《庸》之学,乃战国末至秦汉之际的儒生们,在被坑、被黜的逆境中仍然自强不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第一章),认真吸取道家、阴阳家思想而努力营建的儒家的形上学(Metaphysic)。其要旨体现在《易传》、《中庸》之中。一《易传》、《中庸》,是儒学发展的衍生阶段初期,与战国诸子并行而互相采获时所进发出的智慧之光。作者气度恢宏,目光远大,“溥博如天,渊泉如渊”(《中庸》第三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