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三会思想的形成及其与民间宗教之关系

“龙华三会”自黄天教以后,成为民间宗教最基本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最关键之处有两点：一是无生老母之主神信仰,而这一无生老母,和弥陀实是异名同指;二是弥勒下生信仰,即“龙华三会”中之“三会龙华弥勒祖”。黄天教在罗祖批判弥陀与弥勒信仰之后,重拾这一信仰内容,并首次将其以完整的故事形态呈现出来,而以龙华三会思想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无生老母信仰,也正是在黄天教之后,以一个系统化了的姿态,成为民间宗教世界里共奉的一套信仰观念。黄天教或许并不是此一信仰体系之最初的缔造者,但却是目前在历史记载中可见的在罗祖批判“无生父母”之后,反罗教而行之并最终将其发扬光大者。     

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断想

“传统”在中国古典涵义中是指历代沿传下来的，具有根本性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传统在现代意义上最基本的涵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信仰，也包括惯例和制度。现代解释学者伽达默尔在文化和艺术经验方面，把“存在”理解为传统，于是出现了解释学意义的“传统”。（１）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在”者。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２）传统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其…     

我国少数民族人名“父子连名”制的语言文化分析

“连名制”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姓名制度。根据其构成因素的差异，有父子连名、母子连名、亲手连名和地名连名等区别。此前，曾有不少人名研究者或多或少地论及过父子连名形式。本文拟在更广泛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我国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的结构进行广泛、系统、深入的分析，并揭示其蕴含的语言文化背景。1．1父子连名制是干名从父的一种命名制度，故又称“于从亲名制”（texkeisonymy）（丙逸夫，1955）。简而言之，即“子之名部分取自其父”（江应梁，1948），父名与子名有文字意义上的联系，或于子名前，或干干名后，二者循环往复，代代相连…     

借名制：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生存策略——烟台营子村关帝庙诞生的民族志

本文基于三年的参与观察和二十余例的个体访谈，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叙述了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采用名为“成吉思汗纪念馆”实际建造关帝庙的过程。认为：“借名制”是民间信仰在当代的一种生存策略，这个过程中包含了村民的努力、乡土权威的支持和政府部门的通融，是小传统在大小传统相互碰撞的空间里的文化反映，是缓解紧张关系、构建有机社会的一种生存艺术。     

试论《太平经》“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及其意义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戴传江在《试论（太平经）“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及其意义》一文中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天人合一”思想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进程中，《太平经》“三一为宗”天人思想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老子之道和传统天神信仰，吸收了阴阳五行说和仙家之术，     

《太一生水》之“青昏”与《老子》之“有”、“无”

“青昏”一词出自《太一生水》,目前对其理解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读作“请问”,一种认为是“道之名”。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然从上下文来看,“青昏”应与“土”为地名、“气”为天名相类,它应指“道（太一）”的名。其含义应为“情昏”,分别代表了“道（太一）”的有、无之双重特征。这与先秦道家关于“道”的特征的论述有着相近之处。     

杜威的宗教观

杜威在晚年发表了系统阐释自己宗教观的著作：《一种共同信仰》。本文试图通过阐释杜威对名词性的“宗教（RELIGION）”和形容词性的“宗教的（RELIGIOUS）”概念的区分、对超自然主义、神秘经验论和宗教象征说的批判来说明，杜威对传统宗教划分超自然的和自然的二元论论证方法的批判是其整个反二元论哲学体系的最后完成。文章的最后，阐释杜威的共同信仰是什么以及这个共同信仰可能实现的途径。     

当前西方青少年价值观趋向

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和末期,人们侈谈所谓年轻人的价值观念革命。据说,青年人正在形成一种“反主流文化”——一套与他们的年长者的传统方式截然不同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一句话,在两代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深深的“代沟”。毫无疑问,在风潮频繁、暴力盛行的六十年代来     

中日“七夕”习俗比较——从原始形态、衍生过程到文化内涵

节日习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信仰,亦体现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七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文化传统的民俗节日。它描绘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各自的传统信仰、价值取向等文化内涵。本文拟通过对中日两国“七夕”节日习俗的基本形态及其衍生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探讨日本民族对中国文化传承接受的基本态势。     

在唤回天命的路上———关于信仰重建的沉思

市场经济下的当代中国人,面临一种非常矛盾的生存境遇和道德困境。昔日作为中国人民间信仰的“天地君亲师”,是对中国人文理性儒教的高度概括和精炼表达,也是中国百姓之终极关怀的具体表达形式。“天地君亲师”是一个以天（神）为统摄、以血缘孝亲家庭为基础、以大地自然为家园、以祖国社群团体为依归、以尊师弘道、文化守护为己任的,作为公民个人信仰和道德实践的基础的终极关怀。     

突破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可能性

韦伯经典官僚制理论的伦理难题凸显于价值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紧张关系。他试图通过这种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方法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 ,使其统整于合理和合法统治的理想类型之中。但这种理想类型只是一种可能性 ,它注定是不可“回乡”的。西方的各种救治疗法仍然难以突破官僚制的伦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的新伦理精神建设才是突破官僚制的技术、知识统治之困境的可能之路。     

滇南彝族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和特点及影响

民间信仰文化是滇南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一种保存比较完整、系统的民俗信仰活动的文化体系,是彝族历代先民传承和发展下来的一种古老文明的传统文化体系,也是彝族毕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信仰观念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奉行“灵魂信仰”且“多神信仰”,以祖先信仰为核心,以鬼神信仰为辅,并对其传统农业经济行为、自然生态保护和人生礼仪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论儒家“天命”信仰中的普世价值

“天命”信仰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它揭示了宇宙万物的生命起源和最终的归属,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信仰-儒家思想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以珍惜人的生命、表达养育之恩的情感为基础,进而推演出家庭伦理、政治原则和生态伦理,以“天人”和谐的形态表达着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统一性,是儒家“民胞物与”的普世伦理的神圣性和平等性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人表达宗教情怀的一种传统形式。     

儒释道宗教文化的音声表述——以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是对刘红主编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一书的研究内容给予的相关评述，笔者认为，“华中卷”中的研究内容，是湖南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一次集中展示，该卷的研究多是对某一信仰体系的个案研究（“点”的研究），而缺少对某一个案中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横向比较研究（“面”的研究）。另外，本卷的选题面不够广泛，主要集中于对湖南省民间仪式音乐的考察，不能代表整个“华中”地理区域中的民间信仰体系。因此，有必要在以后的出版中，考虑增设“补卷”部分，以增加对“华中”区其他省份民间仪式音乐的研究。     

中国新文学早期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关系

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是戴着同一顶“写实主义”的帽子传入中国的。它们最初处于“共名”状态 ,随着新文学的发展 ,最终走向分袂。深入探讨这两种文艺思潮传入中国及其由“共名”走向分袂的历史过程 ,旨在廓清它们传入中国之初的复杂关系 ,澄清人们对此长期存在的模糊认识     

科学·信仰·宗教替代——20世纪初中国的“科学信仰”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但对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却没有一种确认的信仰,仅仅是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因此,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亦可与宗教无关,在对超越界的信仰上,它独具中国民族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却常以权力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的交通,倾向于以权力形式来反复加强对某些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20世纪初叶呈现的"科学信仰",即是这一信仰传统在"赛先生"的刺激下新信仰的建构,并以科学建构信仰的模式,给此后中国社会以巨大影响,以至于出现了"替代宗教"的思潮。     

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与中国哲学的人格诠释法——以李贽哲学与人生的诠释为例

“成人”“成德”的人格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与此相应,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法亦应围绕“人格”这一核心展开,此即“人格诠释法”。此诠释方法,以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为内核,从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即超越的生命与现实的生活二个层面展开,从而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民族之精神与文明之面貌。以李贽哲学观之,“童心说”体现的是其真实日新的人格,“空（真）-寂（实）-知（新）”三者圆融是其内在思维模式;而“豪杰论”体现的是狂狷有为人格,“有两有对”“各异其性”是其内在思维模式。与其理想人格相应,现实生活中的李贽是一个标新立异而既方又直,“身游物外”而“心切救民”之人。     

酒文化和醴泉文化的结合——也说醴陵地名由来

醴陵因“醴泉”而得名的传统说法值得商榷。早在周秦古籍《禹贡》中就有大禹治水“又东至于醴”的记载;东汉郑玄注日：“醴,陵名也。”故醴陵的得名,应是“因酒名县”,是山（陵）与水（酒）的完美结合,是先有醴陵之名,后才有醴陵封侯置县之称。     

试论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

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原理,解决当代国际国内复杂矛盾争端的成功典范。“一国两制”构想,揭示出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即在处理复杂矛盾关系时,既要看到对立面的两个点（“两制”）,还必须看到连结对立面的另一个点（“一国”）。“一国”是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去谈“两制”是不行的。革命导师们关于矛盾关系的科学论断,也非常明显地揭示出这种“三点结构”的关系。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两两相对的。任何相对的、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两个点）都必然有一个互相联结的“中介”（支撑点）。我们在变革现实,改造社会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正确把握住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少犯一些极左的或右的错误,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政治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侧重面与特色的治国方法。“人治”是儒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贤人的贤能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是法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法律的威权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以“人治”、“法治”概称儒法两家的政治观。尽管以此概称,并非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