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吕大临与“性与天道”问题

"性与天道"问题是宋代理学奠基者们所致力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性与天道"的探讨中,张载与吕大临以性善之性亦即仁义之性为中介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出于人自身本具之仁义之性,从而使儒家伦理学不失为一种康德所说的自律伦理学。     

由《文选》的选文定篇看萧统的文学思想

本文认为萧统的文学观念以儒家忠孝思想为基础。尊帝王、重讽谏、厚人伦、美教化,构成了《文选》的主要特征。但萧统不废娱情之作,又体现了他兼容、开放的文学思想     

出土汉代儒学题材画像和铭文的整理与早期民间诠经的范式及价值研究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其上面所刻文字的合称。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汉画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教科书,汉画通过圣贤人格宣扬、礼乐传习、孝道思想灌输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教化,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行哲学化、学问化诠释方式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系统,于人伦日用中演绎儒学教化的深厚义蕴,特别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播及其功能的实现。汉画弘扬儒家教化思想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西方窠臼中解放出来,从生活、情感、体道群体的角度来确证和反观儒家教化思想的本质,将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发展,有利于儒学学科当代形态的重建。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天下观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汉武帝以后儒家教化说不同,今人对于儒家文学教化说的误解表现在没有领会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的真正内涵.具体而论,一是将"温柔敦厚"与"思无邪"等同;二是没有认识到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背后的天下观支撑在汉武帝以后的式微.     

论儒家美学思想的特征和演变

论儒家美学思想的特征和演变许共城儒家美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流派，它与道家美学、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构成中国美学史上的四大思潮。儒家历来把“诗”、“乐”、“艺”看作“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要手段，看成实现仁学、安邦定国的必由之道。因此，美...     

儒家文学教化说与价值理性

儒家教化说被误会的成分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误会就是儒家的教化是政统的工具理性,这一观点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与其说儒家提倡教化说是为了工具理性,还不如说更为根本的是为了"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价值理性".     

论杜甫的"忠爱"人伦情怀

在杜甫执著"奉儒"的追求中,包含了他对儒家人伦规范的接受和遵从."忠爱"作为儒家人伦理念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规定,也成为了杜甫在人伦理念与行为取向上的行动导向和人生价值的自认尺度,并在其忠诚君国、诚信友朋、挚爱亲人等人生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忠爱"人伦情怀,成为杜甫"奉儒"人格与诗道精神的重要内容.     

张栻“异端”观研究

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词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     

为天下而教化:儒家教化说之精神再检讨

儒家教化说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诟病者多,这些批评与诟病不少就值得再商榷、再检讨.孔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治教官师合一"而以"教"化天下的社会.孔子开出诗书礼乐教化传统的价值理性的人文基调,强调教化培植人的价值理性而"成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儒家教化说的真义乃在"为天下而教化"而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教化,它的强固存在正是孔子教化为天下为人的理性启蒙之精神不灭的见证.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关于儒家“艺─德”统一学说的探讨

儒家“艺─德”学说概指儒家关于艺术与道德、艺术教育与道德教化、艺术浸染与道德修养相互关系的理论建构，它主要涉及：艺术为何能够担负起引导道德修养、推助道德教化的使命；艺术的介入，使儒家伦理道德在何种层面上具有了怎样的艺术审美品性，如何提升、强化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修养、教化；儒家的论理道德修养、教化怎样借用艺术形式并在何种层面上进入了怎样的艺术性、审美化境界。本文主要择取其中的艺德合化，道德教化、修养对艺术的借助，艺术化的道德修养、教化所具有的内在特征与心理过程等几个层面做扼要论析。     

试论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其借鉴价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通过“育君子”与“化小民”的双重路径达到“至忠孝、明人伦、成君子”终极目标的思想教化模式.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目标导向和教化方式对于弥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重“工具性”轻“目的性”、重“灌输”轻“内化”等偏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圣”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体论（上）

"圣"的理念,在儒家关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关怀之视野中,乃是关于中国古典道德形而上学之基础主体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他们从"从容中道"、"天人合德"、"人伦之至"、"大而化之"等层面,揭示了"圣"的理念本质在于人性、人格之全面而丰富的能力系统及其对象化实践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儒家人文素养思想探微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注重人伦道德的同时,也关切着主体的人文素养.儒家以"仁"为人文的根本所在,并认为"仁"之要在于"爱人".与此仁爱思想密切相关的,是儒家的礼敬思想.仁爱和礼敬共同成为儒家对人文素养的基本要求.这既有重反身而诚、重外推践行的特点,同时又因时代局限而有轻自我关照的特点.     

“圣”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体论（下）

"圣"的理念,在儒家关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关怀之视野中,乃是关于中国古典道德形而上学之基础主体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他们从"从容中道"、"天人合德"、"人伦之至"、"大而化之"等层面,揭示了"圣"的理念本质乃在于人性、人格之全面而丰富的能力系统及其对象化实践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论《毛诗》之《序》《传》《笺》与荀子之关系

在现有文献条件下,难以断言《毛诗》是否传自荀子,但可对比二者之异同：《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学观与荀子相通。《小序》探索诗的创作背景及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荀子借重《诗经》、强化己说不同;不过,《小序》解诗重教化与荀子的诗学精神一脉相通。《毛传》《郑笺》解诗与荀子或通或异。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董仲舒“宜于世”的乐教论

以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是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董仲舒继承这一传统。在汉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宜于世”的新主张,从“性待教而为善”、“人成之以礼乐”、“乐为应人制之”等方面重申儒家礼乐教化的相关见解,显示出汉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色。     

性朴论与儒家教化政治:以荀子与董仲舒为例

古典儒家所倡导的教化有深深的政治意义。教化活动与其说属于教育活动,不如说属于政治活动。教化者和教化对象的二分不同于通行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二分。教化政治是一种以身作则之政治。性朴论为教化的必要性与教化成善的可能性提供了很好的说明。质朴之性蕴含着善的潜质,但不具备现成的、完备的善,需要教化而使之完美。正像玉石需要加工才能成为玉一样,人也需要教化才能成善,而通过教化让民成善,这正是君王的责任。《性恶》是荀子后学所作,荀子本人主张性朴论,而董仲舒也如此主张。这两位性朴论者是儒家中倡导教化之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