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体论（上）

"圣"的理念,在儒家关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关怀之视野中,乃是关于中国古典道德形而上学之基础主体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他们从"从容中道"、"天人合德"、"人伦之至"、"大而化之"等层面,揭示了"圣"的理念本质在于人性、人格之全面而丰富的能力系统及其对象化实践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人皆可以为尧舜:论颜元的"偏圣"观 ——兼谈明清圣人普遍化思潮

颜元承孟子性善之旨,认为"人无有不善",但他亦不得不承认人的气禀有偏正之分.在"偏亦为善"的基础上,颜元认为,气质偏驳之人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有所作为,最终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这样的"偏圣".颜元继承了孟子、朱熹关于"偏圣"的说法,却一改孟、朱对其"虽为圣但吾不取"的态度,对"偏圣"给予正面的认可.对于气质偏驳之人如何成圣,颜元亦提供了"就其质性之近而学,近夷学夷,近惠学惠"的方案.颜元的"圣人观"受到明代以来圣人普遍化思潮的影响,他吸收了王阳明"以才力论偏圣"之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气质论偏圣",极大地扩充了"圣人"的范畴,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成圣道路,较诸王阳明,走得更远.     

论佛教的“不在超越”

佛教所要实现的超越,既不是基督教的"外在超越",也不是儒学的"内在超越",而是无所执着、一切不住的"不在超越"."不在超越"是对世出世间的一切二元对立的超越,它不但超越了"凡",而且也超越了"圣",此之谓"超凡越圣",其中的"越圣"也叫"超佛越祖",是指对作为佛教之"终极实在"的佛的超越,这是佛教之"不在超越"的根本特色,因为其他一切宗教都没有也不企求去超越自己的"终极实在".     

论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

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犯罪治理之理念革新尤为必要。作为对犯罪现象采取行动或作出反应的实践过程,犯罪治理涵盖"本体、过程与效果"等基本范畴,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应围绕着上述基本范畴来展开。本体是对犯罪现象本身的认识,本体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树立正确的犯罪观。过程是展开犯罪治理实践的行动与方法,过程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引入现代化的治理理论。效果是关于犯罪治理的绩效评估,效果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建立科学的犯罪治理评估机制。     

“质测即藏通几”说申论——兼论方以智的中西文化观

"质测即藏通几"是方以智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质测"之学是对"物类"之性情以及"物则"的考测和认识,它主要解决知识的问题;"通几"之学则主要是解决修身与内圣的问题。"质测"只能以认知之心("独心"或"小心")测出物理、化学之理,并不能测出"于穆不已"之"几",因为动态、超越的寂感之"几"不能用量化的、经验的"质测"方法获得,必须依赖道德本心或"公心"。方以智通过"公心寓于独心"之"寓"完美地解决了"质测即藏通几"之"藏"的理论困境。这种方法与当代新儒家解决内圣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扬雄赋论中的文体自觉意识

扬雄通过对"赋"体从形式到内容"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是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他的这一文体自觉意识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巴蜀傩坛三圣之“土主”考

巴蜀傩坛三圣之"土主"并非"随地异祀"的一方之主,而是确有其人。"川主、土主、药王"三圣合信合祀之风的盛行、文昌信仰的兴起和《文昌大洞仙经》弹演,促使"壁山神"赵延之登上傩坛,成为巴蜀傩坛"三圣"之一。     

"内圣"七议

"内圣外王"是儒学从古至今万变不离其宗的运思模式。"内圣"是外王之根据。对"内圣"进行学理性分析,可透析儒学的真义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由于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据的"内圣"本身之根据是难以定立的,由此决定着儒家学说的空蹈,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既很难使人们在德行的维度精进,更难于将仁政德治落实于现实的政治行为中,甚至使儒家"内圣"之学成为专制主义的护符。     

《文心雕龙·徵圣》“装点门面”说辩

《徵圣》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提出了文章的创作主体和以圣人之文为标准的创作准则。将《徵圣》与《宗经》进行比较,从逻辑上得出《徵圣》为《宗经》之前提,二者内容相似但论述重点有所不同。另外,《徵圣》提出的为文标准与刘勰于此篇所提的"体要"观在全书也得到了由始而终的贯彻。因此,纪昀评价《徵圣》的"装点门面"说有其不当之处。     

日本国体论源史考

在研读中国历史典籍以及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古代历史记载的基础上,以"崇拜太阳神"与"崇拜鬼道"为切入点,探讨日本"国体论"产生的意图性,即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天皇服务;以"信仰鬼道"与"信仰天皇圣性"为出发点,探讨日本"神道为国家最高精神理念"的国体论精神根源;从"日出处天子"与"神国意识"的角度,揭示日本在对外由始称"臣国"到自称"神国"这种由卑微到傲慢的转变中,膨胀的不是国力、国体,而是对"自我神明"的信仰。这正是统治阶层所期望的把神道崇拜、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融合成外在的"神国思想"、内在的"天皇信仰"的国体论本质。由此得出"在古代日本,作为国家信仰的国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崇拜的宗教"的结论。     

论牟宗三之“三统”、回应及其脉络

甲午惨败以及"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促使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深刻检讨与反思。在那存亡继绝的时期,新儒家三圣(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逆潮流反行,毅然挺身而出捍卫孔夫子。由此而开出的以熊十力为领衔,牟宗三、唐君毅等发展的"心性之学",则成为一时之显学。牟宗三之"三统"尤为卓著。     

论刑法的“和谐”道德理念

"和谐"作为一种道德理念与事物的完美状态,千百年来为人类所孜孜以求。和谐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诸层次系统所达到之良好状态。作者认为"和谐"理念在刑法中,内在地表现为刑法主要价值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而外在体现于刑法运行过程之中,并认为良善刑法必然体现并追求"和谐"之道德理念,也惟有"和谐"之刑法方能真正促进并实现社会和谐。     

论牟宗三的"新外王"说

牟宗三的"新外王"说,旨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之"内圣"的道德价值主体中开出中国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道德主体如何"自我坎陷"而"曲转"为"架构"新外王的认知主体或形式理性来实现的.但这一独到深刻的见解也因此陷入到道德一元化的困境中.     

《中庸》“性”论解:结构及其张力

<中庸>在近世被视作儒学神秘主义之先声妙啼,其一大依据,盖与"性"在<中庸>之突出的地位关联.以为<庸>无"心"却精言"性",<学>一"性"而放言"心",应已无关乎其时代之"心性"范畴究为成熟或定型的问题,乃大抵系<庸>重架构"内圣系统",而<学>偏经营"外王系统"的意趣呈现."天命之谓性"的注家轨迹,乃系印刻着时代发展之印痕,也跟思想分派缠绕莫名.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论先秦儒家人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现代人权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进入中国之后未必适应中国的国情,因此有必要从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第一次高峰期的先秦无疑是研究我国人权思想的重要历史阶段。对先秦儒家"三圣"的仁政、人性、民生等具有人权性质的理念进行分析,提炼出中国早期具有特色的人权观,再通过移古易今的方式,以期为当代中国人权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论陶渊明的“诗圣”之名

中国古人曾以"诗圣"之名称许曹植、陶潜、李白、杜甫。而清末以来,"诗圣就是杜甫"的观点似乎成为不刊之论了。评判"诗圣",究竟是以诗歌艺术价值为标准,还是以诗歌的道德教化为标准,这是应该澄清和解决的学术问题。我们认为,评判"诗圣"的首要标准是诗歌的艺术价值,其次是诗歌弘扬圣贤先达思想,以及善化人心、教化社会的功效。在数千年的诗史上,"诗圣"不止一人,"中国诗圣"当为集合名词。从诗道、守训、弘儒、入圣四个层面论证陶潜的"诗圣"之名,并认为,陶渊明堪为中国首席诗圣。     

论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

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犯罪治理之理念革新尤为必要。作为对犯罪现象采取行动或作出反应的实践过程，犯罪治理涵盖“本体、过程与效果”等基本范畴，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应围绕着上述基本范畴来展开。本体是对犯罪现象本身的认识，本体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树立正确的犯罪观。过程是展开犯罪治理实践的行动与方法，过程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引入现代化的治理理论。效果是关于犯罪治理的绩效评估，效果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建立科学的犯罪治理评估机制。     

“内圣外王”还是“外王内圣”——评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兼论“西体中用”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哲学的意义以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本文无意全面展开这一问题,而是在具体分析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阐明它的所对以及它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基础上,指出"内圣外王"是一个生命呈现的问题,展示了人类自身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情与理、圣与王、内与外、孟与荀等的关系问题也就只能在此生命呈现与历史过程中有其区分的意义,并随之而展示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