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的宗教叙事伦理

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氛围里面,北村试图建立一种神性的纬度,他的出现无疑丰富了中国文坛的内容的表现手法和形式,也在另一方面提供了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对话空间的可能性.本文立足于文本分析,采用叙事伦理角度并根据基督教文化中的沉沦与拯救模式来理解北村这一独特神性抒写.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死亡书写

中国基督教文学主要通过融通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和基督教文化精神,于耶稣之死和自然律动两个向度来探寻死亡与生命的辩证关系。用＂爱＂超越死亡,＂爱＂是生命的牵引力。这种神性写作在当下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达。     

伦理建构与神性启示--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内涵

在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中,除了存在世俗人道主义外,还存在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即以上帝的名义对人类进行关爱.而基督教人道主义又包括伦理建构和神性启示两种内涵.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关怀人,以促进道德完善为己任.而区别在于前者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后者所体现的爱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建构,而是源于人悲剧性处境的先验设定和人有限性的体现的一种神性启示,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具有生存价值论意义的人性提升与超越.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自然书写

在20世纪的世界文坛里,伴随着都市文明缺点的日益显豁,自然与人性受到严重异化,人的完整性被无情割裂,回归自然乐园与回归本真人性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试图通过对自然的神性解释,从神意之美中寻觅终极的源泉,架起了重返自然乐园和复归本真人性的诗意桥梁.这种神性书写暗合了世界艺术潮流的脉动,提供了某种具有未来意义的现代化文化因子.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

作为人学的神性书写,中国基督教文学始终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性追问和个体生命的形而上体验作为话语言说的重要内容。它在人与神的对话之中,发出了对性爱、死亡、自然的永恒之问。这对于中国文学的人学表现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论萧乾的创作与基督教

论萧乾的创作与基督教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鲁迅汲取了基督的救世精神，庐隐接受了基督教的罪感内涵，冰心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构成其爱的哲学，许地山在基督教文化的濡染中追求博爱与苦难中的坚定性格。萧...     

论道教哲学对其养生修炼理论体系的建构

以道家思想为依托,将“道———玄———一”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天人合一”、以人为主体的生命整体论;“形神俱炼”的复归论;“阴阳大化”的变化论等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纳入养生修炼理论体系,使道教哲学这种修炼长生之道的实践哲学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要的行为准则,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支持。     

泉州的宗教文化特点

泉州位于中国福建东南部,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历来就有对外通商和友好交流的传统。商人、旅行家、僧侣等各种人汇聚此地,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和泉州本土的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互相辉映,形成了泉州独特的文化特点。     

论道教美学思想的民族特色

道教美学思想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从三个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宗教的美学思想：一是它的神性美具有“此岸”化特点，它的宗教最高美具有“朦胧”倾向，二是它的宗教美学—伦理思想，以“忠”、“孝”为中心，具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精神，三是它美学人性“内省”要求的基点和内驱力，因“承负”、“即身成仙”而更富吸引力。这使道教美学思想呈现中华民族文化特点，因而更有世界意义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天人关系与神人关系的异同

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分别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根本关系.儒家的天的概念包括了自然之天、神性之天和伦理之天的含义;基督教之神具有自然属性、道德属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等属性.儒家的人主要是指人性问题和人的道德实践问题;基督教的人是基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文化母题,来探讨人的理性、有限性和人性的阴影.儒家的天人关系是"天人合德",强调的是人与天、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基督教的神人关系强调神是绝对的主宰,人必须完全服从,信上帝和爱人如己是基督徒的伦理原则.     

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以冀东诸县为例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 ,冀东城乡的民间信仰出现了在传统与现代性间不可逆转的变化 ,呈现出神人合一、实用心态、多神崇拜、信仰式微等若干基本特征。冀东城乡在各个方面与华北诸省具有地理、文化等诸方面的密切关联 ,因此冀东城乡民间信仰上所表现出的变化与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变动的一个缩影     

盛世下的虚空--从汉《郊祀歌》看汉武帝的精神世界

此文从《郊祀歌》着手来分析汉代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精神状态。汉代《郊祀歌》本是祭祀天神地祈与歌颂祥瑞之作,却因为统治者的意愿使其充斥着神的散漫与人的欢娱,从而呈现出自娱自祀和求仙渴望长生的旨趣。究其原因,乃与汉武帝好大喜功与忧生惧死的心态有关,表现了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的野心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慨叹和对永生的渴求。此外,它也受了楚风的影响。     

论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整体观

无论是道教 ,还是基督教 ,都认为人和万物有共同的本原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 ,于是形成一种朴素的生态整体意识、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 ,其原因在于人为 ;追求“合一”的和谐境界是道教与基督教的理想目标 ;道教重视生态平衡 ,基督教也认为 ,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 ,所有生命物种都是“各从其类”的。     

基督教信仰文化取代古典理性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罗马帝国后期 ,社会陷入失序状态 ,精神空虚和物欲主义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态度 ,这为基督教信仰主义文化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古典理性主义价值的衰微 ,哲学对超世彼岸的宗教追求 ,把直觉和体验置于理性思维之上 ,则构成了基督教信仰主义取代古典理性主义的逻辑基础。理性向信仰演变的历史命运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论道学性别观与后现代女性主义性别观的契合

道学与后现代女性主义虽然分别诞生在传统中国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但其性别观却存在契合。它们都采取整合的思维模式,倡导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平等,追求男女两性的和谐统一。这种契合既反映了道学思想的时空超越性,也反映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反思精神。     

碰撞与冲突--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特征探析

近代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侵略而来的.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与云南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原有宗教信仰及其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以及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发生了碰撞和冲突,从而显示了与中原内地不同的传播特征.     

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庄子知与道的矛盾及融合

道是庄子哲学宇宙的本原和运行根据,万物从生成到发展受道的控制,人的自由和道的主宰性相矛盾。按照庄子一元论性质的哲学,道生万物,物质发展产生思想,思想的出现使人获得自由。自由是思想纯粹形式的无限可能性,此时,思想主体与思想对象完全融合,得到自然而然的存在,实现逍遥之道。     

人格的黄帝与神格的黄帝

人格的黄帝指的是真实存在的具有人的品性的黄帝,属于这个系统的黄帝的形象有远古圣王、华夏始祖、人文初祖等.此外黄帝还具有皇天上帝、太阳神、五方帝之中央帝、道教神仙等神格形象.人格的黄帝与神格的黄帝常常会联袂登场,令人人神难辨,故而出现了黄帝原本是神,后来由于"神话历史化"的缘故而被人格化的观点.其实无论黄帝的形象如何多元,如何复杂,其本质仍然是人不是神.黄帝是中国远古时期的部族首领,由于他功绩卓著,声名显赫,加之后人不断的附丽和艺增,便成了人文初祖和远古帝王,成了文化英雄和华夏始祖,经过战国时期的造神运动以及汉代的造仙运动,又成为皇天上帝和道教神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轩辕黄帝的形象,实际上是历史与神话互渗的结果,是人格的黄帝与神格的黄帝的综合体.     

红字的含义与上帝形象的变化--评霍桑的《红字》

人神关系的探讨不仅是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学中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但上帝的形象远非禁止不动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霍桑所著《红字》中A字的象征意义的变化揭示出上帝的形象由神性向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