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的估价问题

<正> 一“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走过了整整六十年的行程。若以新中国诞生为界,恰可划为前后各三十年,按通例即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历史时期。怎样看待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特别是如何估价它们的成就,是当前文学研究中分歧尖锐的问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总体上看,当代文学不论作家队伍,还是作品成就,都不及现代文学。姑且谓之“今不如昔”吧。与这种观点相反,茅盾则断言:“三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的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面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不妨称之为“今胜于昔”。     

“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

一、整体观的提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长河,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变故。不仅时代的河床改变了它的流向和流速,而且,由于外来文学新源流的汇入使水质也有所改变。“五四”以后,中国文学传统的生命力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到今天,又有了近七十年的历史。五四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习惯以政治的标准对待文学,因此把新文学史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各自完整的整体,妨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进一步研究。     

关于近代文学史的断限与分期问题

近些年来,大抵把从清代末期鸦片战争(1840)到五四文学革命(1917)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近代文学”。而把五四后的新文学,到开国时的第一届文代会,这一时期,称为“现代文学”。前一时期为时约80年,后一时期共30年。历史总在发展,时光荏苒,建国不觉又已40多年。那么这一时期文学,与开国前文学似应有所区别,于是称之为“当代文学”。 这样名目繁多,而且把现代与近代分开,从社会性质,以及文学的发展来看,似乎有点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论“五四”劳工文学

“五四“劳工文学是中国工业文学的初澜。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到平民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劳工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从普泛的人，到劳工，到底层工人，再到作为阶级的工人，是这一时期劳工形象的变迁线索。初始期的锐气与多元思潮的复合并存构成了“五四”劳工文学的总体风貌。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论1949年前后中国新诗的变动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６年,最引人注目的历史大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和文革的终结。在“五四文化”与“解放区文化”两大文化的接缝处,新诗史在“当代”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它不仅成为文化调整政策的对象,更承担了在这一调整中歌唱与礼赞的使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没有如此的密切过,文学也从没有如此得心应手地配合着政治的发展。如果离开了对当代中国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深入考察,就不能说进入到了当代文学之中;如果脱离开对与“运动”相关切的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很难说透彻了解了这个时期诗的主题、题材、艺术形式、审美情趣,以及…     

“五四”精神的坚守：丁玲文学批评综论

丁玲的文学批评活动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经历由认同批评到政治化批评,再到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由于丁玲身上永难磨灭的“五四”精神印记,她的文学批评即便在充满政治化大批判的极“左”年代也始终葆有鲜明的人道情怀、现实关注及独立自主与诗性发现的“五四”精神。这既是现实形势发展和文学创作演变在批评中的反映,更体现了丁玲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坚守,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以深刻启示。     

也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与严家炎先生商榷

近年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传统观念备受质疑.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史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严先生试图从文学主张、对外交流、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新发掘的史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相比,这些史料还是存有先天的局限性的.文学的转折应该是新的文学与旧的文学之间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都表现出质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只有那些显示出文学真正发生了质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才能作为新的文学诞生的标志或起点.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内的晚清近代文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提条件.“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新文学以其自身异质于古代文学的现代化的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各种文体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队伍,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     

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矮化与误区:商业传媒背景下的文化共谋——大众文化视野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崛起并繁荣,使中国女性创作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后,汇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本文试图通过对大众传媒、受众、女性创作者三个要素的分析,展示在大众文化视域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大众传媒、男性阅读、女作家商业化追求三者共谋下,女性文学在部分读者心目中的"矮化"现象。本论文也试图指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策略的失败与误区。     

大跃进时期文学史论略

大跃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创作违背艺术规律，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从事诗歌创作，小说、戏剧、散文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急就章，内容上以表现个人崇拜、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斗地决心和“三面红旗”为主，人物类型化，结构公式化，语言普泛化，以空洞的说教代替了形象思维。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丧失了艺术的品性。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演变的文学史思考

20世纪重庆文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目前重庆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忽视这几个刊物的关系,遮蔽了一些真实的文学史细节。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李劼人小说研究

李劼人作为一位被重新发现的作家,其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已经获得认可。目前学界关于其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接受外来影响、接受传统文化影响、人物形象研究以及其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地位的研究等方面。李劼人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逼仄走向开放的视野。     

大陆新武侠小说崛起之我见

大陆新武侠小说的崛起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蕴含着重大的多方面的文学意义和价值.它是港台新武侠小说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对传统的雅俗观念的强烈冲击和微妙消解,也为当代文学如何在困境中发展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文学史的内在逻辑与空间形态写作——评夏冠洲《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

联系地域性文化特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新疆文学看作一个多重关系构建的构成部分,是新疆多民族文学史的写作基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写作表明,当代新疆社会文化现实由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内在逻辑的发展所决定。典型意义的"文化空间形态"需要以过程研究为主,《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因此而具有再现和还原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事实真实的写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