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理论探析——兼论我国盗窃罪刑罚结构

虽然目前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从现行刑法典的刑罚体系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上还是一部偏重的刑法.在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大潮下,我国也应该充分考虑国情,摈弃重刑化思想,这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死刑的严格限制适用政策以及罚金的适用与刑罚轻缓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科学化.在刑罚轻缓化语境下修正盗窃罪刑罚之不足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也是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刑罚再社会化功能新论

刑罚对犯罪人的功能是刑罚功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关于刑罚之于犯罪人功能的探讨观点众多,但均未指出作用实质。从绝大多数犯罪人从社会中来又回到社会中去的逻辑思考,刑罚应完成对犯罪人再社会化的使命,包括剥夺与限制、个别威慑、教育改造、个别鉴别和鼓励等"功能"只是实现对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具体方式而已。因此,将刑罚对犯罪人的功能定位为惩罚与再社会化,既非常必要,也更为科学。     

论贪贿犯罪中终身监禁的刑罚效果

从刑罚强度角度看,贪贿犯罪中的终身监禁制度不具有死刑替代措施的合理性,亦无益于根除实践中减刑、假释乱象丛生、执法不严的弊病。从刑罚执行角度看,终身监禁的适用条件可分为前提条件、限定条件与实质条件,但因其缺乏可操作性,既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定罪量刑问题,也不利于反腐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调整终身监禁制度的刑罚定位,将不受重大立功情节影响这一点进行修改,还应加快建立一系列配套措施来更好地惩治腐败分子。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犯罪与刑罚的心理对抗——兼谈刑罚配置的改革路径

对犯罪行为配置刑罚是控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然而长久以来我们坚持的重刑传统和严打政策却忽略了刑罚的威慑效应与心理感受性的关系,导致死刑、无期徒刑等重刑的惩罚功能大打折扣。刑罚的配置应当着眼于受刑人或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决策过程,要利用对犯罪心理的对抗来增加他们的威慑效应认知和情绪体验,只有这样才能影响犯罪的选择和犯罪决策阻碍因素的评估,也只有合理运用刑罚以及刑罚替代措施,才能真正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     

非监禁刑改革的困境与进路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等监管场所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是对犯罪人不剥夺自由的刑罚.伴随着社会发展、观念更新,作为与犯罪对应存在的、惩罚犯罪手段的刑罚,应该也必须发生变化.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过程中,犯罪的形式、手段发生了较大变化,刑罚的理念和种类就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确立轻缓、宽和、非监禁的刑罚理念,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制度,把能否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作为必经程序纳入法庭审理阶段,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的范围.     

论犯罪形势与刑罚轻缓化

目前我国犯罪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重大责任事故类犯罪与暴力犯罪特别突出。有学者因此反思严打政策,并主张刑罚轻缓化,认为刑罚轻缓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刑罚轻缓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刑罚轻重取决于罪行轻重,现代刑罚的本质特征依然是严厉性、痛苦性,只不过是刑罚方式发生了改变．刑罚并没有轻缓!刑罚的发展变化最终由刑罚的本质所决定,不应随什么潮流或者趋势。应对目前严峻的犯罪形势,必须坚持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均衡三大基本原则。     

替刑制度的演进及我国的选择

非刑罚化是当代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之一.采取替代传统监禁刑罚的非刑罚化措施来对待罪犯将有利于实现社会正确对待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的基本目的.替刑制度是非刑罚化路径的必然逻辑结果.它以新派理论为根基,并已经经过一些国家司法实践的有效检验.轻型化的、非刑罚化的替刑制度也理应成为我国未来刑事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经济犯罪死刑适用

经济犯罪不同于一般普通犯罪,其采用的刑事政策的基点也有所不同。在以适度化为基准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视野中,现行经济犯罪在刑罚适用方面应作出相应调整。本文从刑罚观、历史观的角度进行考察,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展开评析,并对经济犯罪是否适用死刑提出了相应建议。     

论刑罚的犯罪预防功能

刑罚和犯罪都是历史的产物,二者相伴而生。刑罚的本质属性内在地决定其具有预防犯罪的作用,刑罚在将刑罚本质外化的过程中实现预防犯罪的作用。但刑罚功能具有局限性,需要其自身的完善以及综合运用其他手段来突破这种局限性。而预防犯罪被主观化为刑罚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刑罚立法和司法的日益发展和完善。     

对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思考

面对我国目前职务犯罪多发易发严峻形势，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定位应跳出犯罪后被动反应的消极思维定式。我们应当立足于我国现阶段职务犯罪现状，以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刑事政策为统领，以积极、开放的思维方式构建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体系，着眼于主动遏制、有效遏制，着力于科学惩治，有效预防，专群结合，协同推进，以事后惩罚推动事前预防，以事前预防遏制、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实现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抑制潜在犯罪人和不稳定分子再次犯罪。     

食品安全的监管与救济

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因为法律的不健全,其主要原因是监管不力,主要表现为监管部门不作为,执法人员不负责。所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应把重点放在食品安全的监管上,加强监管力度,减少监管过程中的腐败,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和集团诉讼制度等事后救济制度。     

关于高校开展“廉政审计”的研究

高校“廉政审计”是针对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需要而产生的,是高校在惩防体系建设及内部审计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次创新,其对惩治和预防高校腐败、推进高校内部审计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高校“廉政审计”包含腐败预警、预警审计和查实审计,需要通过体制先行、程序再造、方法创新加以实施。     

论个人诚信制度的建构与规制

诚信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而目前个人诚信缺失正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大“顽症”,建构切实可行的个人诚信制度已是燃眉之急。我们可以从建立健全个人诚信档案制度、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失信惩罚制度等方面创建一整套个人诚信制度,并通过加强诚信立法、建立专门诚信管理机构、强化诚信教育等措施来确保个人诚信制度的落实。     

浅析医疗事故的责任承担

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从而导致其出现功能障碍的情形或其他不良后果。根据我国法律和相关规定,医疗事故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三部分责任,在实际的承担中可以概括为"双罚制",即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单位追究其民事责任,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古代惩贪思想溯源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贪赂罪,本文试图对古代贪污贿赂现象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屡次的探讨,认为应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方面来分析其根源;并对古代的惩贪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以供后代借鉴。     

论“以教育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我国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的缺失、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认识偏差以及司法技术方法有待提升和更新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处罚过重。“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当前现实条件下既具有充足的公正性,更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罚金,只判处附带民事赔偿,体现了“以教育为主”刑事政策,实现了罚金刑的预防、制裁犯罪功能。     

从“诬告反坐”到“讹诈有罚”——对被救助者诬赖救助者立法惩罚的再思考

当下诸多被救助者诬告讹诈救助者事件的背后,无不折射出单纯中华传统道德诉求已经不能协调社会的健康发展。当道德的软性约束作用无法发挥时,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惩罚诬告讹诈者就成为必要。然现代"讹诈有罚"并非简单的惩恶扬善呼吁,也并非中国古代"诬告反坐"的直接过渡与顺承。立法惩罚诬告者还需从制度渊源、现行体制、证据认定、责任承担、惩罚措施等多方予以考虑。     

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建立健全高校惩防腐败体系

阐述了高校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针对目前高校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高校实际,提出了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抓好制度建设、建立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和加强领导、齐抓共管、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