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清政府权力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在中国由传统型国家向近代型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满权汉移和权力由中央下移到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政府得以扑灭了太平天国起义,暂时度过了统治危机,但是也造成了晚清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和中央权威的衰落,这种局面又使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徘徊不前。     

清末民初中国基层教育权力格局的重构及其意义

清末民初，民众、士绅共同构成的教育权力共同体随着国家教育权力的向下延伸而逐渐解体，国家代替民众和士绅掌握了对县以下教育的主导权和决定权。通过统一学制的建立和教育行政权的上收，教育脱离私人属性，成为国家的事业。这一变化顺应了国家权力向下发展的历史趋势，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村民自治中的政府与社会

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多元的、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二十年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主要指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权的界定,以及基层农村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调整,对于解决现今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农村法制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关系是中国农村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权力场域、民间法的善恶以及与国家法的共生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民间法和国家法有相互借鉴的内在要求,民间良法对于国家法有弥补作用。必须吸收和借鉴民间法当中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来推进法制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中民主党派的参政机制研究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要求政治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起新型的权力关系:一方面,政治国家以社会的主体性出发设计权力的配置;另一方面,社会主体性内在包含不断需要整合的多元性。因此,多层次、多方位的整合机制和理性、有序的参政机制是一个实现现代化治理的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当代中国的宪制框架内,各民主党派作为民主政治机构,作为不同社会界别、行业领域成熟的自我整合组织形态,能够在政治国家和社会之间,提供引导社会整合和有序参政的稳定枢纽功能。因此,充分重视和更新民主党派的参政机制,将能够事半功倍地推动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设进程。     

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外力的影响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为:1.中国城市现代化起步晚、起点低、发展缓慢。2.中国城市现代化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3.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所遇到的压力、阻力及付出的代价巨大。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受挫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无疑是最重要的外部原因,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就像一把双刃之剑,既可以有利于中国,又可以加害于中国。西方的影响使中国的传统因素开始分化,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西方的影响又阻止中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迈进,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设置了种种外在障碍。     

早期李大钊对启动中国社会现代化条件的思考

李大钊在民国初年至五四前夕就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有所思考和研究 ,认为倡导现代民族主义精神、强化国家政权力量、培植新的现代化的势力是落后的中国启动社会现代化的条件。早期李大钊对启动中国社会现代化条件的思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积极总结 ,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研究——领导权力监督难点与突破

本文从西方、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和中国历史上较系统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对比入手,通过权力监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针对当前我国在领导权力监督工作中存在的九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及成因,着重分析我国当前在领导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上存在的难点,探索适合我国领导权力监督制约的有效途径.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制度创新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正处于由前现代化阶段向现代化阶段转变时期 ,这是介于“传统社会”和“起飞”阶段之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制度创新是西部民族地区克服后发展负面效应的关键途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依靠国家政权体系的力量 ,实现制度创新     

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     

晚年孙中山对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他提出要由“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造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在经济制度上,提出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应由国家经营”,“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些探索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合理的因素。     

晚清海关缉私体制述论

走私是一种国际经济违法犯罪活动,是逃避海关监管的非法、变态贸易行为。海关依照国家有关政策、法令执行缉私职责,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缉私是国家赋予海关的一项重要权能,国家主权是海关缉私的根本政治保障。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并决定了晚清海关缉私体制的建构以及缉私工作的成效。     

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

晚清时期,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出现了不同的演进趋向。官绅试子会馆与全国整体的政治形势以及本籍官员的政治沉浮密切相关,科举变革以后,会馆政治化色彩趋浓,会馆管理日益被纳入晚清和民国政府的视野。工商会馆在完成了内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城市公共建设中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移民会馆则继续向待开发区域拓展。因此,晚清会馆的发展,并没有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景象,只是其功能发生了一些迁移。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

清代后期,民间规避赋税的行为日趋激烈,不仅有一般的贫民参加,更有许多地主、乡绅等乡族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从而使清代后期的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抗粮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民间抗粮与官府统治权力彼此消长.乡族势力在与国家政权争夺权益的时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当国家政权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乡族势力能够相对地约束自己和配合政权的统治;而当国家政权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乡族势力就能更多地操纵地方事务并且侵蚀国家政权的权益.国家政权与乡族势力的复杂关系,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晚清时期对国家起源的思考和诠释

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和诠释,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之一,又是当时中国御侮雪耻、变法求强、推翻帝制和创建共和之迫切现实需求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更是晚清时期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

清末立宪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是对两千年来专制政体的否定,其主流意义值得肯定。"立宪"之败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难产,表明不具备根基的"立宪"无法逃脱最终失败的命运;暴力革命不一定总能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亦不能借此一蹴而就地实现宪政。宪政之根基在于建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只有期待其茁壮成长,构建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为宪政的实现打下坚实的根基,提供不懈的动力。这或许是清末立宪给予我们的深刻反思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