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天问》所见古史传说及其意义

《天问》是一篇千古奇文，内涵丰富。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天问》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孙作云先生《天门研究》中专列《〈天问〉对于上古史研究的贡献》一节，林庚先生《天问论笺》亦附有《〈天问〉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诸文，汤炳正先生《屈赋新探》有《试论〈天问〉所反映的周楚民族的两次斗争》文，萧兵先生《楚辞新探》有《“勋阖梦生”：〈天问〉里的逸史》等文。郭沫若先生对《天问》里的历史文化价值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天问》“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虽然都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但我们只要把这些问辞去掉，就可得到…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晁天义在《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中,关于巫术文化的讨论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国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家J·G·弗雷泽“巫术时代论”错误观点的影响下,近年来国内的不少古史研究者将史前中国解释为巫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历史上各种来源多样、性质复杂的传说不加辨析和区分,而是无一例外地视为著名巫师及其巫术的证据,这是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种显著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化精神的错误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精神“重现实而轻玄想”。在这…     

《晋语四》“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考辨

《国语·晋语四》所载一段“古说”自秦汉后颇受重视 ,近年来尤甚 ,在古史研究中影响甚巨。该篇乃纵横家之言 ,不具有“史”的成分 ,与《诗》、《左传》、《国语》其它各篇所载传说存在许多矛盾。“信”了这一说就否定了更古的说法。分清文献中古史传说的源流和简单“疑古”不是一回事 ,确定“古说”源流、判别其史料价值乃是古史研究的前提。     

古史传说与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在近年开展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围绕黄帝、炎帝、大禹、尧、舜等古史人物的文化活动重新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政府的承认,这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并重视古史叙事的文化意义。通过梳理古史传说中用叙事所创立的部分专名,把它们看做传承群体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标志和共同体的认同对象,以此理解华夏共同体在起始时期的文化建构。共同体是一个空间概念,但是它必须有自己的时间内涵和时间纵深。共同体的时间深度造就民众的历史感,这同样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传说时代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文化人类学与“古史新辨”——以郑振铎《汤祷篇》为中心

针对顾颉刚等的"疑古辨伪"活动,郑振铎提出"古史新辨"的设想。发表于1933年的《汤祷篇》一文,便是这种设想的体现。在此文中,郑振铎借助文化人类学理论,对载录于中国古籍中的商汤祈雨传说进行了还原。今天看来,《汤祷篇》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运用异文化资料研究上古传说的方法,依然有积极意义。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兴起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潮流,便是对这种方法的隔代传承。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简介

<正>由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于2010年12月立项,经过近5年的努力,前期成果《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于2015年10月出版发布。丛书学术委员会由李学勤、裘锡圭、林沄、晁福林、朱凤翰、宋镇豪与清华历史文献专业的教授构成,作者以年轻学者为主。《系年》是一部未见于文献记载的先秦史书,填补了先秦史书体例的空白,是重大发现。     

炎帝传说探论

炎帝是传说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这一名号是一个通称,指代的是北方黄河流域某个重要部落中的历代首领。炎帝传说自战国流传以来,历经两千余年,像滚雪球一样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以及多样的地域文化杂糅于一体,在"时"与"空"的层面上完成了层累积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科学性。炎黄二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华夏文明的繁荣,"炎黄子孙"的称谓蕴含着不同区域文明在与中原华夏文明渗透交融后最终认同华夏文明的历史素地。     

炎帝传说探论

炎帝是传说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这一名号是一个通称,指代的是北方黄河流域某个重要部落中的历代首领.炎帝传说自战国流传以来,历经两千余年,像滚雪球一样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以及多样的地域文化杂糅于一体,在“时”与“空”的层面上完成了层累积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科学性.炎黄二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华夏文明的繁荣,“炎黄子孙”的称谓蕴含着不同区域文明在与中原华夏文明渗透交融后最终认同华夏文明的历史素地.     

中国传说时代洪水问题新探

将文献资料与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及第 四纪地质研究成果相结合，可以得知：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发生洪水属历史事实；传说时代我 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普遍遭遇洪水灾害，各地水灾具体性质存有差异；发生洪水的根本 原因在于自然因素的状况即主要是气候的变化造成的，但早期人为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 ，很可能是造成某一地域局部范围洪水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传说时代研究存在的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传说时代历史研究现在是个热点,但是问题明显:一是传统考古学理论、方法存在重要缺失,考古材料不能为学者很好地消化;二是研究者普遍缺少实证精神,不够科学;三是传统历史学者不懂考古学,无法正确利用考古学成果和考古材料;四是研究者大都没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有关中国传说时代历史的古代神话及传说资料。这些问题已经导致也必然导致中国传说时代历史研究及相关认识出现混乱以至怪象,导致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可能归零或者成为负数。为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中国传说时代研究存在的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传说时代历史研究现在是个热点,但是问题明显:一是传统考古学理论、方法存在重要缺失,考古材料不能为学者很好地"消化";二是研究者普遍缺少实证精神,不够科学;三是传统历史学者不懂考古学,无法正确利用考古学成果和考古材料;四是研究者大都没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有关中国传说时代历史的古代神话及传说资料.这些问题已经导致也必然导致中国传说时代历史研究及相关认识出现混乱以至怪象,导致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可能归零或者成为负数.为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徐中舒先生读古史方法的一些启示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论稿>一书是对中国自史前至战国之整个先秦时期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特征的概述,浓缩和代表了徐先生毕生对于先秦历史问题的主要见解.该书中多处谈及古史传说时期的问题,特别能反映徐先生在读古史时的一些方法上的特点.而这与当前古史界在传说时期历史问题上的讨论很有关系,值得我们注意.     

从《古史辨》看顾颉刚的治史方法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曾以编著《古史辨》蜚声史学界。《古史辨》是一部以他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古史辨》陆续出版了七大册,收辑了他自己和同时代一些史学家大量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的论文,涉及我国古代历史的很多方面。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固然值得我们研究,其实,反映在这部书中的他的治史方法,也同样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     

《古史辨》评议

在今日批判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应让大多数人了解《古史辨》的成果和精神，同时要端正方向，克服其破伪有余，立新不足，忽视求真的缺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符合古史传说的发展规律的。但运用不当，真实的古代历史就完全成为不可知者。分析古代传说的真实性，要与神话严格分开，并注意传说本身也有各种不同性质。“五帝”的本义，是用以表现未有朝代以前的历史时期；战国后期，泛称的“五帝”才逐渐坐实为五个前后相承的帝王。五德说与三统说各有其依据和来历，但都与古代的实际历史无关，而为战国时人以当时流行的思想比附于古代历史。老子为老聃。《老子》一书因老聃而得名，而其书晚出，非一时一人之作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中国历史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有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中国古史分期的症结究竟在哪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能否解开中国古史分期的谜底?笔者认为解决中国古史分期的关键,是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从整体上把握其精神实质和研究方法。惟其如此,才能指望在古史分期的探讨中,出现重大的突破。     

炎黄年代及“三皇五帝”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最近几年,以炎黄历史和年代研究为核心的"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折。2003年以前,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考古学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学界主流认识,而主张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其历史和文化在考古学的"仰韶时代"仅是极少数学者的认识。2003年王先胜在网络发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后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现在"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已经式微,而"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和认识。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轮廓与框架,目前可以通过《中国史前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简表》等几个简表来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