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忠与《清真铎报》

享誉中外的伊斯兰文化学术大师纳忠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既主持<清真铎报>的常务编辑工作,又曾在该刊物发表多篇学术文章,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和加强中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了解和研究纳忠先生与<清真铎报>的关系,对于认识他的学术发展历程以及撰写人物生平传纪都有具重大的参考意义.     

新文学缘何而来——从《新青年》与《甲寅》月刊的差异说起

<新青年>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虽有深厚渊源,却是和而不同,前者从创刊伊始就将读者群定位为知识青年,文章导向、栏目设置乃至刊物定价皆以服务青年为出发点.同时,较之<甲寅>,<新青年>减少了政论的比重,转而寻求从思想文化角度发表议论、影响社会.<甲寅>的边缘作者胡适在<新青年>一跃成为主角,则推动<新青年>逐渐摆脱了<甲寅>的论政风格,打出"文学革命"的崭新旗号,完成了从青年励志刊物向新文化舆论载体的转型.     

朱熹的《大戴礼记》研究

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对于<大戴礼记>的认识应是基于学术的直觉,具体成果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这是将<大戴礼记>融入到儒学经典体系之中,特别是礼学经典体系之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一次尝试.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经典文本的异境旅行——《骆驼祥子》在美国(1945-1946)

<新青年>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虽有深厚渊源,却是和而不同,前者从创刊伊始就将读者群定位为知识青年,文章导向、栏目设置乃至刊物定价皆以服务青年为出发点.同时,较之<甲寅>,<新青年>减少了政论的比重,转而寻求从思想文化角度发表议论、影响社会.<甲寅>的边缘作者胡适在<新青年>一跃成为主角,则推动<新青年>逐渐摆脱了<甲寅>的论政风格,打出"文学革命"的崭新旗号,完成了从青年励志刊物向新文化舆论载体的转型.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原创与体系——读《中国古代和亲史》

早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就曾拜读过崔明德先生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他的宽阔的学术视野、融会贯通的理论思辨、独到的学术见解、准确的史实判断、精细的史料考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又通读了他的新著<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和亲史>),受益匪浅.     

《天雨花》和《再生缘》比较研究

<天雨花>和<再生缘>是明清弹词小说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再生缘>在经过陈寅恪、郭沫若两位大师的推许之后,其在弹词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几成定论.可是,将它与<天雨花>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在对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反映以及人物反抗性格刻画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天雨花>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古人的"南花北梦"之说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     

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伤逝》和《群鬼》的文化批判

鲁迅的<伤逝>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作品从艺术手法到思想内涵都和易卜生的<群鬼>有着耐人寻味的可比性.这两部作品都是通过婚姻家庭题材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鲁迅和易卜生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深入到问题背后.探寻其文化根源,两部作品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伤逝>可以回溯到唐代元稹<遣悲怀>及<莺莺传>,<群鬼>则涵盖了欧洲文化内部诸般的对抗冲突.鲁迅和易卜生各自通过作品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刻而有力的批判.     

自尊·中庸

自尊就是使自己受尊敬的心理和行为；自尊分为物质性自尊、社会性自尊和精神性自尊；自尊是创造价值的动力；要取得自尊就应取得成就。中庸是适当遵守道德的善行；怎样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呢？“时中而达权”，即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     

人力资本与企业所有权安排

由于人力资本的内涵及其产权特性在理论界尚有诸多争议, 不少问题有待厘清,因此人们对相关理论的实际应用仍显混乱。在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与澄清的基础上讨论该理论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言论权与名誉权的冲突

近年,社会生活中针对言论权的名誉侵权之诉时有发生。言论权和名誉权是两种性质相异的权利。两种权利冲突在法律上表现为言论权在界限上的模糊性,以及缺少解决冲突的判断标准,其根源在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此需要在法律上通过对言论权的界限加以确定,并确立合理的冲突解决规则,为二者之间冲突的解决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稿费、版税制度的建立与近现代文人的生成

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与形成于晚清民初上海的出版市场,为文化人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仕途经济的生存空间有着很大关系。其中近代稿费、版税制度的建立,为文人独立、自由人格之养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土壤。自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前后始,上海庞大的出版产业及其市场,吸纳了大量从封建仕途上退下来的“知识劳力”,“卖文为生”遂成为当时文人公认的一种生存法则和职业标志。近代稿费、版税制度,不仅在催生所谓“鸳鸯蝴蝶”式的市民文学,也在催生以“国家、民族、阶级、人生”或“纯文艺”为精神旨归的现代精英文学。     

论沉默权副作用及其消解机制——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沉默权副作用是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最主要障碍,只有很好地消除人们的此种心理恐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当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建立沉默权消解机制:构建有限沉默权制度,从沉默权内部限制其副作用;构造配套措施,从外部消解沉默权副作用;加强社会治理,构建预防、理解和接受沉默权副作用的人文环境。     

校报副刊特性新探

校报副刊是校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校园文化建设、服务师生、培养人才等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校报副刊的这些功能 ,这就要求副刊进行改革和创新。《绍兴文理学院报》的副刊“风则江畔”经过几年的实践 ,总结出副刊要在“新闻性、功能性、亲近性和品牌性”四个方面入手 ,才能更好地凸现副刊的特殊地位和特有功能     

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是法律的重要渊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不仅制定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基础,执法和守法也必须以道德为保证。强调执法者的道德素质,并不意味着在执法过程中可以用道德标准取代法律标准,而是基于执法的道德要求。道德可以解决许多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道德失范问题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建设是法制建设的基础,道德建设应优先于法制建设。一个道德沉沦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通过立法,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