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伦理学的奠基——以《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为中心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著中,他试图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从而为道德命令的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在这一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推演中,包括三个主要的理论环节,即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由通俗的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由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为康德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德法则究竟如何可能?——围绕《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文本解读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通过对自由的现实性与道德法则的可能性的演绎,说明道德法则乃是人们必须无条件遵循的基本实践原则.道德法则(实践性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善良意志,即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善良意志.联结定言命令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与谓词“其准则总是能把自身视作普遍法则而包括在自身之内的意志”的第三者就是纯粹意志的理念.在实践视角下的自由是理性存在者根据自由理念及与之一致的道德法则理念而行动的能力.人的理知世界的成员身份与纯粹意志使人意识到理性存在者无与伦比的崇高性,纯粹实践理性(亦即自律的能力)就是具有最高的尊严和价值的自在目的,因此,有自由的有限存在者应当遵循定言命令.自由和道德法则理念都指向超验的本体世界,唯有在实践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实在性.康德开辟了独断论形而上学与主观主义怀疑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先验观念论的道路,确立了批判的、建构性的形而上学.     

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一个重要问题的解答

在康德哲学中,所有先天综合判断都存在着将其主词与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由追问“定言命令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而专门提出了“何谓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这个异常难解的问题.对此难题,学界有一条很有影响的解答思路可称为“混合思路”,它不想从完全先天的角度把握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而是将既受感性欲望刺激、又属于知性世界的同一个意志即二重化的意志当作第三者,该思路从根本上背离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基本方向.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问题,即第三者和定言命令之主词的重叠问题.它将第三者类比于有关自然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先验图型,这一认识也是对第三者的一个重大误解.惟有试图完全先天地去寻找第三者的先天思路才是可取的,它借助于——在一个先天的理念中——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这个第三者,将定言命令的主词与谓词综合地联结起来.因为在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中,可以同时找到“意愿准则成为法则”的目的意愿和“按此准则行动”的行动意愿,即找到康德所说的“两种认识”.第三者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概念,以此理想为基础的定言命令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要使人这种不完美、非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以那个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为原型,促使心灵不断升华,成为康德心目中理想的理性存在者即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而已.康德其实是把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完全奠基于纯粹理性的一个先天理念即有关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理念之上.     

定言命令的演绎

本文以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奠基》)第三章的主要工作是确证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的定言命令的客观实在性。康德首先阐述了自由和道德法则相互归结的交互论,认为自由的客观实在性虽然在理论上无法证明,但在实践上必须预设自由是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的属性,这样道德法则才可以确立。接着,康德提出了自由与道德法则循环解释的嫌疑,他试图凭借跨越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人类意志概念,摆脱这一嫌疑并阐明定言命令的客观实在性是如何可能的。然而,他的整个论证却没有成功。     

"'德'-'道'"理型与形而上学的中国形态

在《道德经》中,无论"德"、"道"的理念,还是"德"—"道"关系,都是兼具哲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双重本性。《道德经》的形而上学有两大基本特质:"德"—"道"合一,开创"德"—"道"的形而上学传统;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一,开创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传统。"‘德’—‘道’"理型建构了"尊道贵德"的形而上学的中国传统形态。它以对"普遍理性"和"伦理总体性"的追求为动力,而"道"与"德"的自然自由的本性,又使之具有拒绝形而上学恐怖的本性。《道德经》中哲学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普遍理性"与"伦理总体性"无中介、无过渡的生态同一,对解决现代文明的形而上学难题,解释现代西方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     

道德·伦理·市场与诗

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问题 ,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元伦理学派虽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假定中推导不出“守道德是理性的” ,但他们却否定不了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不可言说”的伦理之存在。牟宗三说 :“穷知见德” ,说明了那不可言说的道德深而可见。道德是既内在于人的“行” (包括“言”)之中、又显现于人的“行”之外的人的此在品格 ,因而是人“行”中的实存 ,“言”中的含蕴。从语言哲学来看道德哲学 ,就会发现 ,人的语言 (如许诺 )有约束力 ,就在于在最深的层面上 ,人作为人有遵从 (康德哲学的 )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因而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一根滕上的两只瓜。人遵从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 ,即为内在于市场“外在规则” (如法律、产权和契约等等 )之中的“内在规则”。这“内在规则” ,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     

道德律为何要像自然律——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知识的关系

康德重建形而上学的路径就是通过划界来区分开知识领域和实践领域。按照这样的方式,上帝和灵魂等在知识领域中被否定的形而上学理念在道德领域中被重新构建起来。因此理论理性是必然的,而实践理性则证明了自由。然而,这两个理性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同一个理性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在知识论和伦理学领域中都可以发现其理性主义根基,因此康德才提出“自然世界是理智世界的模型”以及“道德律要像自然律”的命题。康德的三大批判体系是相互融洽贯通的,共同构建出一个理性大厦的完整框架。     

评"社会规范说"的道德界定

我国多年来通行的"社会规范说"道德定义没有准确简明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属性,而是将道德定位在道德现象上,将道德的一些现象和非本质属性当作本质属性,致使这种道德界定矛盾重重.导致这种偏颇的社会历史性因素主要是受前苏联伦理学研究的影响、受原经济体制的制约、受人类有限理性的局限.应该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人通过自主自觉行为对人对己的利害性而得到显现和确证的一种品性,这个道德新界定可称之为"主体品性说".     

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休谟伦理学析论

休谟彻底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真理观,将道德的是非标准建立在人类情感需要的基础上,开创了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这种伦理学认为,同情是德性区别和形成的源泉,以情感为基本内容的道德德性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基本趋势。休谟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当代伦理学的发展。通过其与其他伦理学的比较,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伦理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论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建立

从理性法则同意志的关系上 ,本文分析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基本思路 ,论证了康德道德哲学中绝对命令、义务、善良意志等基本概念的含义 ,指出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目的就是从主观上说明人类道德行为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才能看出康德批判哲学的意义。     

论当代道德建构及其儒家形而上的基础地位——儒家文化对当代大学生行为文明的启发

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危机使如何重建道德基础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当代道德重建及其形而上的困境,重构了儒家形而上之“道”,指出了它所包含的神性与理性以及它所塑造的现代人格精神.由此得出儒家形而上是当代道德建构的文化基础的结论.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实践转化

一门探究“存在之为存在”和“实体”的学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把握为形而上学。康德在摧毁了一种知性的旧的形而上学之余,着力建构的是道德形而上学,其中理论理性上的原因概念与其说被抛弃毋宁说是被转化为实践意义上的根据或原因。在亚氏的形而上学中,“四因说”扮演了形而上学探究中的重要角色,那么在康德的实践的形而上学里面,如何理解康德将传统理论理性中的“四因说”转换并纳入到实践理性的根据或原因的讨论之中,则是把握康德伦理学内在结构的一个新角度。     

道德优先论：康德与牟宗三比较

康德为解决理性运用中的统一问题,依据逻辑确定实践理性具有优先地位;牟宗三则依据中国传统资源认为德行优先于知识。对两者进行比较发现,道德优先是康德和牟宗三各自建立道德形而上学的必要前提;因而道德优先论之花开出的结果必然是有待实践证实的道德理想主义。     

对理性与情感的“交互性”误解——学界道德基础纷争之根由

围绕道德基础问题,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两大阵营:道德理性派和道德情感派。理性派认为:真正的道德基础是道德理性,而道德情感则是"丛林杂草",需用道德理性对其进行规约;情感派则认为:集中体现着人的生命意志的道德情感才是真正的道德基础,道德理性主义对道德情感的长期压制不利于道德的完善。其实,两派存在着一种"交互性"的误解:理性派所批驳的其实是人类的"物质贪欲",而非情感派极力维护的"道德情感";情感派要批驳的是作为外在利益的有效获取手段的科学理性,而非理性派所倡导的"道德理性"。双方都犯了"分析不彻底,合题不充分"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其实,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共同基本立场看,二者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彼岸世界的回归——论康德伦理学的局限性及其出路

康德伦理学建基于康德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之上,暗含着一个"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源出于其理性特质。这种理论建构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使康德伦理学抽象、空洞,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在现实中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只有适当地转换康德伦理学的视角,引入社会、历史因素,才能突破其局限性,使其得到新的发展。     

论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执政的道德合理性是指执政者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当性或合理性。人民群众的心理向背是执政道德合理性的根本之所在。执政道德合理性不仅是执政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良性互动,而且还是执政党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有机统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力地回应了来自各个方面对执政党存在的误解,对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进行了新的理论诠释。     

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主题

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内部存在异常复杂的思想和理论争鸣,但它也有能够反映不同后现代西方伦理思潮之共同志趣的发展主题.试图重建资本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重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道德关系、拓展人类道德关怀的领域和范围、寻求化解道德分歧的伦理路径、塑造后现代道德文化精神等不仅反映了不同后现代西方伦理思潮在对待西方伦理学传统、关注现实道德问题、追求伦理学理论创新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同或相近倾向,而且反映了所有后现代西方伦理思潮共有的发展主题.     

对我国政府道德基础的理性反思

政府的道德基础就是在政府的构建和运作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伦理精神、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在其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等道德内涵的总称。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我国政府及其运行的道德基础,特别是从政府的政治伦理理念、公共行政中的利益关系———道义关系、政府道德基础的载体———公共政策制度伦理体系等方面,来反思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运行的道德基础,对我国公共行政法制化建设和道德行政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复归与重构——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问题探究

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亦是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中心论题。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思想的形成是以其对当代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刻剖析为前提和基础的。在麦金太尔看来,德性完全占据了道德的中心位置,人类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返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要么接受后现代的道德虚无主义。麦金太尔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德性论为道德实践提供合理性说明,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而重构道德合理性原则的唯一途径就是复归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