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欠”义场词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欠”义场词属人类语言基本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以“欠”“该”“差”“争”为主导,其分布特点为：“欠”分布最广,为绝大多数汉语方言所使用;“该”南北差异明显,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及以北的官话区;“差”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争”则密集出现在粤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中。汉语史中,“负”“逋”在隋唐以前曾长期处在“欠”义场词的核心,“欠”自隋唐进入“欠”义场起就呈现出强劲势头,逐步成为“欠”义场的主导词。“该”“差”“争”于明清时期先后出现,均未能动摇“欠”的优势地位。本文考察汉语“欠”义场词的地理分布与历时演变,通过梳理文献得到了各“欠”义场词衍化更替的大致情况,并尝试从社会、认知及语言本身探索其演变原因。     

关于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几点看法

常用词主要指的是词汇史上表示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概念的“古今同义词”,多以表示相同概念的一组词或词群的形式出现。从研究范式来看,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经历了组对更替式研究、语义场及概念场研究、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结合研究、词汇兴替与词义演变结合研究、词汇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等研究范式。常用词演变所呈现出的规律有：地域分布印证常用词演变;时空对应关系的复杂性;方言词汇“第一次分类”的不同有的与上下位词间的演变紧密相关;与动词、形容词相比,名词在演变中呈现出更强的双音化趋势;处在同一概念场、近义概念场或反义概念场中的成员存在演变模式相同的现象。在相同的语义聚合条件下,词的“类同引申”不具有必然性。基于“转喻”的语义演变更为常见。     

汉语“掀揭”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近代汉语时期,义元“掀揭”从“发”“开”中独立出来。“开”在近代汉语时期仍有用于“掀揭”义的用例,且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保存。“发”则未见。在“掀揭”概念场中,概念场成员从“揭”一枝独秀,到“揭”“掀”“撩”三者并存。现代汉语方言中,“揭”“掀”“撩”在南北均有分布。“揭”“掀”有一些共同的语义演变路径:从“举”义到“掀揭”义;从动作到状态;从“举”义到“翻动”义;从“掀揭”义到“揭露”义。     

汉语动词“遮”掩饰义的产生及其词义系统的演变

魏晋时动词“遮”由对物体位移的阻拦扩大为空间上对光线等的遮蔽,遮蔽义继而在唐代又引申出对事件进行隐瞒的掩饰义。语境的转换凸显了“遮”不同的概念要素,从而诱发新义。“遮”的遮蔽义宋元时已取代拦截义而在该词的词义系统中占主导地位,这与“遮”在“拦截”概念场中的败落时代上基本相当,反映了词汇的词义系统对概念场成员演变的影响。比较汉语和其它语言“拦截”概念的语义地图,可以假设“某词同时有拦截义、掩饰义蕴含该词有遮蔽义”。今人有将作掩饰义讲的“遮”释为“用贿赂去请托”的,忽视了“遮”本身的语义特征。     

“除”类词语义图及其语义演变的规律性

古今汉语中的多功能语素“除”有动、介、连三类用法,清除、排除、限定、加合、必要条件等9种语义,基于其构建的“排除”范畴概念空间及“除”类词语义图表明其语义演变有较强的规律性,具体表现为演变路径的“非任意、有理据、模式化”特征。“除”类词语义演变的机制包括“特化”“隐喻”“转喻”“回溯推理”“语境义吸纳”“等值义凸显化”等,“排除”义及其隐含语义框架“论域=排除项+剩余项”是其他多种后起语义的共同来源与语义基础。     

常用词“开、辟”在“开阔”义上的演变替换

单音节词“开（開）、辟（闢）”经过词义的引申发展,都演变出“开阔”义;且“开”产生词组开广、开阔。近代汉语 后,“开”表开阔义多用双音词组,单音节仅口语中少有;而“辟”表开阔也逐渐被双音词组“开阔”替换。现代汉语中,“开阔”凝 固成常用词。文末分析了演变替换的原因。     

东汉核心词“男”的语义研究

“男”在M.Swadesh《一百词的修订表》中居17位,是语言中较为核心的词。在“男”的语义场里,“男”是表示这一概念的词的上位词,其下既包括男性类词,又包括指称动物的“雄”。从语义场的角度对东汉时期的核心概念“男”进行粗浅的分析。     

土家语核心词“男”

通过“语义场—词族—词”三级词义比较,土家语“男”语义场内“男性”词族各词：a21pa55“父亲”、？a21ko21“男子”,与汉语、缅彝语、藏—缅语语音对应规则,即同源.从亲缘关系来看,土家语“男”与缅彝语最接近.其语义演变类型与汉语、藏语等藏—缅语言一致.     

脑缘哲学的思辩: “无为无不为”

脑缘哲学的思辩：“无为无不为”文咏“悖相”是一个结合词，是由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构成，二者在判断上是对立的，在认识座标上是同一的，二者在思维形式上是异位的，在思维内涵上是同位的。“悖”者乃背反之义也；“相”者乃思维抽象形式。“悖相”范畴的提出，...     

汉语“忧虑”概念场主导词的历时替换

在汉语历史上,“忧虑”概念场主导词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先秦“患”、“忧”竞争,“患”占有优势;东汉始,“患”让位于“忧”;魏晋始,西汉后期进入本概念场的“虑”与“忧”展开角逐,直至宋代才取代“忧”成为主导词;元代后期,“虑”又让位于东汉始进入本概念场的“愁”.可以从先秦至西汉、东汉至五代、宋元、明清四个时段考察其间的这种历时更替过程.     

“始终”的词汇语法化初探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实验的方法对“始终”词汇语法化的历程进行了考察。“始”和“终”通过并列连用结合为“始终”,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词汇化为并列关系的名词,表“从头至尾”等义,用作主语、谓语或宾语;唐代开始,“始终”开始修饰谓词性成分;宋代以后,“始终”主要用作状语,语义不断泛化,在转喻及类推的作用下,“始终”最终语法化为时间副词。     

反义复合词“彼此”的词汇化及其成因

“彼”“此”本是一对反义词,二者经历了“复句中对举→并列短语→并列复合词”的演变过程,最终凝固成词,意义上则由最初非词分立的“这、那”到统称义“彼此1”（两方、双方）的出现,以及在此基础上词义范围扩大形成的“彼此2”（多方中的两方）和词义引申形成的“彼此3”（不同、区别）。这一词汇化过程受紧邻共现的句法环境、语义相容及语言经济原则等动因的影响,同时也是在双音化的韵律作用、重新分析、认知组块及转喻推理等机制的促成下完成的。     

确定“S+VP+的(+NP)”结构中“的”字归属之我见

语法学界对"S+VP+的(+NP)"结构中"的"字的词性有四种意见:(1)结构助词;(2)语气词和结构助词;(3)时体助词;(4)语气词。这四种看法各有局限。"S+VP+的(+NP)"实际上是一个同形结构,其中的"的"不是同一个"的",而是三个不同的"的"。当"S+VP+的(+NP)"为偏正结构(包括"的"字结构)时,其中的"的"是结构助词;当为主谓结构时,有两种情况:常处动宾之间且不可省去的"的"是时体助词;处于句末且可省去的"的"是语气词。     

“和”文明起源考（语音篇）

从语源学、音韵学、文化学的角度推本穷源,“和”文明的起源应始于古人见到众多可以饱腹的禾谷而惊叹的“夥”;久而久之,定名为“禾”;因为“求禾”而有“ ”;禾谷丰收,人们会认为是求禾行为得到了上天的回应,因而产生了“应和”义的“和”;又因“禾以其调和人之性命”,“其米多而沃,食之者强”,从而抽象出“调和”义的“龢”。金文“龢”的“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伸出相鹰义”,则由甲骨文“求禾”的物质层面提升到了精神层面,产生了质的飞跃。     

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及其实现途径

情感既是人们认识的催化剂，也可以成为认识的阻滞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情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深入了解心理学有关情感的理论，从情感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出发，分析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探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情感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策略，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性

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法治,而且需要德治。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是对党的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创新。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创新--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三个代表"

该文为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10周年而作.先概述性地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理论创新及其重大意义;再着重从与"南方谈话"相关的命题,论析了"三个代表"对邓小平理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贡献;最后从"南方谈话"到"三个代表"给了我们深刻启示的角度,对理论创新的若干问题谈些作者看法.     

与资本主义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繁荣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关系的认识,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高度关注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并存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应遵循自力更生与吸收借鉴的原则,既应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世界的贡献,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