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义动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放置"义动词从上古发展到近代经历了一个新旧词更替的过程。"置"是上古至中古时期"放置"义的主导词。到了近代汉语时期,"放"在搭配对象、义域上不断扩大,逐渐取代了"置"成为"放置"义的主导词,沿用至今。现代汉语方言的"放置"义动词比通语中要丰富,既有承传词,又有创新词。各方言中使用的"放置"义动词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层次。     

汉语“欠”义场词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欠”义场词属人类语言基本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以“欠”“该”“差”“争”为主导,其分布特点为：“欠”分布最广,为绝大多数汉语方言所使用;“该”南北差异明显,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及以北的官话区;“差”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争”则密集出现在粤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中。汉语史中,“负”“逋”在隋唐以前曾长期处在“欠”义场词的核心,“欠”自隋唐进入“欠”义场起就呈现出强劲势头,逐步成为“欠”义场的主导词。“该”“差”“争”于明清时期先后出现,均未能动摇“欠”的优势地位。本文考察汉语“欠”义场词的地理分布与历时演变,通过梳理文献得到了各“欠”义场词衍化更替的大致情况,并尝试从社会、认知及语言本身探索其演变原因。     

关于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几点看法

常用词主要指的是词汇史上表示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概念的“古今同义词”,多以表示相同概念的一组词或词群的形式出现。从研究范式来看,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经历了组对更替式研究、语义场及概念场研究、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结合研究、词汇兴替与词义演变结合研究、词汇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等研究范式。常用词演变所呈现出的规律有：地域分布印证常用词演变;时空对应关系的复杂性;方言词汇“第一次分类”的不同有的与上下位词间的演变紧密相关;与动词、形容词相比,名词在演变中呈现出更强的双音化趋势;处在同一概念场、近义概念场或反义概念场中的成员存在演变模式相同的现象。在相同的语义聚合条件下,词的“类同引申”不具有必然性。基于“转喻”的语义演变更为常见。     

常用词“开、辟”在“开阔”义上的演变替换

单音节词“开（開）、辟（闢）”经过词义的引申发展,都演变出“开阔”义;且“开”产生词组开广、开阔。近代汉语 后,“开”表开阔义多用双音词组,单音节仅口语中少有;而“辟”表开阔也逐渐被双音词组“开阔”替换。现代汉语中,“开阔”凝 固成常用词。文末分析了演变替换的原因。     

汉语“噙含”“叼衔”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根据“嘴巴含”的方式,可以将“衔”分为“衔1”“衔2”,分别表示“全含”“半含”。前者与“含”“噙”构成“噙含”概念场,后者与“叼”构成“叼衔”概念场。表“噙含”义的词较多地分布在医籍文献中。“衔1”主要分布在诗词中。“噙”的产生对“含”造成一定冲击,但“含”在书面语中仍比较活跃。“含”“衔”“噙”均有从“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藏在里面;容纳→带有”的词义演变。“含”“衔”又均有从“藏在里面;容纳→隐藏”、从口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表“叼衔”义,明代以前只有“衔2”。“叼”在明代始见,字形又作“雕”“刁”等。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相结合,推测“噙”发源于北方地区。“叼”很可能是“长江型”词,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向西扩散。     

从“走”的变化看词义演变的复杂性——以民族共同语和广州话为比较

“跑”的概念上古汉语说“走”。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的层面上,“走”在共同语表现为后起义“步行”成为“走”的基本义,本义保留在成语里,或只作为语素义用来造词,“跑”替换了“走”。广州话保留了上古义,古代的“走”至今单说单用,作根词大量造词;沿用引中义创制方言词;受普通话影响,以“跑”替代“走”在当代广州青年的口语里极为突出。研究表明：由于词义演变的复杂性,古汉语常用词在共同语和方言里的变化是不可能一致的;又由于广州方言和共同语是不同的词汇系统,表现出来的结果也往往是不同的。     

论近代汉语词缀“生”的用法及来源

“生”是近代汉语中新兴的词缀。它产生于唐五代 ,发达于两宋时期 ,元明时则逐渐萎缩 ,今天仅在现代汉语的个别方言中保留了其用法。其语法性质是词缀而非助词 ,基本意义是表达一种认定事物情状的类别义。“生”来源于汉语口语     

探究《朴通事谚解》中的“去来”现象

结合《朴通事谚解》这部作品时。去来”现象作共时研究．并对散见于其他作品或方言中的。去来”用例作历时研究。从中得出结论．在近代汉语中。“去来”是一个固定下来的词语。在近代汉语中．“去来”有三种用法。即实义动词、逆趋向动词和助词。而在现代汉语中,“去来”用法基本消亡,仪在方言中还继续使用。     

程度副词“极”句法功能的发展演变

古今汉语程度副词“极”的句法功能有较大差异，在古代汉语中“极”主要作状语，但在现代汉语中主要作补语。副词“极”的发展演变过程：它由形容词虚化而来，最初在句中作状语，近代时期开始可以作补语，在近代汉语末期，由于“最”等极性程度副词的冲击，“极”的状语用法逐渐衰落，而补语用法迅速发展，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     

近代汉语"脖子语义场"主导词的历时演变

“脖子语义场”主导词在近代汉语阶段发生了演变,唐末至明前期脖子语义场的主导词是“颈”和“项”,明末开始发生分化,明清以后北方官话区中“脖”是主导词,而南方官话区主导词则是“颈”,这种两分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汉语方言中。     

“始终”的词汇语法化初探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实验的方法对“始终”词汇语法化的历程进行了考察。“始”和“终”通过并列连用结合为“始终”,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词汇化为并列关系的名词,表“从头至尾”等义,用作主语、谓语或宾语;唐代开始,“始终”开始修饰谓词性成分;宋代以后,“始终”主要用作状语,语义不断泛化,在转喻及类推的作用下,“始终”最终语法化为时间副词。     

反义复合词“彼此”的词汇化及其成因

“彼”“此”本是一对反义词,二者经历了“复句中对举→并列短语→并列复合词”的演变过程,最终凝固成词,意义上则由最初非词分立的“这、那”到统称义“彼此1”（两方、双方）的出现,以及在此基础上词义范围扩大形成的“彼此2”（多方中的两方）和词义引申形成的“彼此3”（不同、区别）。这一词汇化过程受紧邻共现的句法环境、语义相容及语言经济原则等动因的影响,同时也是在双音化的韵律作用、重新分析、认知组块及转喻推理等机制的促成下完成的。     

确定“S+VP+的(+NP)”结构中“的”字归属之我见

语法学界对"S+VP+的(+NP)"结构中"的"字的词性有四种意见:(1)结构助词;(2)语气词和结构助词;(3)时体助词;(4)语气词。这四种看法各有局限。"S+VP+的(+NP)"实际上是一个同形结构,其中的"的"不是同一个"的",而是三个不同的"的"。当"S+VP+的(+NP)"为偏正结构(包括"的"字结构)时,其中的"的"是结构助词;当为主谓结构时,有两种情况:常处动宾之间且不可省去的"的"是时体助词;处于句末且可省去的"的"是语气词。     

社会进步概念的现代诠释

哲学界过去把社会进步理想化为没有矛盾、没有对抗、没有灾难的绝对完美境界.现在从辩证逻辑的视角看,社会进步不单是时间的前后相继,而且也是内在矛盾的自我展开.社会进步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扩大,而且也意味着主体素质的提高.     

“和”文明起源考（语音篇）

从语源学、音韵学、文化学的角度推本穷源,“和”文明的起源应始于古人见到众多可以饱腹的禾谷而惊叹的“夥”;久而久之,定名为“禾”;因为“求禾”而有“ ”;禾谷丰收,人们会认为是求禾行为得到了上天的回应,因而产生了“应和”义的“和”;又因“禾以其调和人之性命”,“其米多而沃,食之者强”,从而抽象出“调和”义的“龢”。金文“龢”的“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伸出相鹰义”,则由甲骨文“求禾”的物质层面提升到了精神层面,产生了质的飞跃。     

人性与犯罪进化的原因和趋势

人性与犯罪都是不断进化的,犯罪随着人性的进化而进化。所以如此,既有生存和欲望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人性进化的趋势是崇尚能力、推崇理性、追求利益、主张自立,犯罪进化的趋势表现为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职务犯罪、高科技犯罪的大量增多。     

企业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探析

企业演化理论引进生物进化的思想方法来研究企业组织发展和行为演变规律,焦点是演化的过程和演化的影响因素.根据对演化的影响方式的不同,企业演化因素可以归结为三类:基础因素、行为因素和约束因素,基础因素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行为因素的差异,而行为因素的不同决定了企业演化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约束因素制约着企业演化的全过程.企业是一个类生命体,其演化过程应该是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理论的综合,同时,在各种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阶段、企业的变异阶段、环境选择阶段以及保留与传衍阶段.     

非生物进化与生物进化的统一性

生物的自然选择原理可以推广到非生物领域,任何一种结构的物质能够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条件都是这种物质产生的速度大于等于被破坏的速度。自然条件下能实现自复制的比较稳定的大分子物质结构的出现是生命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生物的结构明显比非生物复杂得多,原因在于生物的自复制导致的数量突变使生物产生的速度大于等于被破坏的速度。非生物的结构复杂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进一步复杂化了,而大分子物质有了自复制功能以后,这个进程就又可以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