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采用效用分解模型,从社会效用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基于收入贫困概念,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着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实践

少数民族减贫是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国际贫困测量的视角,将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现实实践相对接,通过分析发现,少数民族贫困测量方法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贫困识别结果不稳定,实践中常用贫困测量方法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分析表明,各测量方法中识别出贫困户数由多至少依次是:多维贫困,主观贫困,参与式贫困,收入贫困。分析认为多维贫困方法测量少数民族贫困表现更好,在识别精度上,多维贫困的识别结果更符合农户本身认知、地方和政府干部认知和外来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认知,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应当从简单的收入贫困观测转变为多维贫困观测。     

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的现状研究和对策--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文章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个案 ,阐述了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现状、致困原因、特点以及目前民族院校对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的资助措施及存在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学生资助的政策建议     

少数民族文化致贫与贫困文化后果研究

文化致贫作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之一,具有多样性、长期性、致贫惯性等特点,是反贫困的难题。由于文化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多样性文化在贫困领域也表现为贫困原因的多样性,因此制定多样化的经济发展策略对多样性文化在减贫中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文化致贫原因需注意四个问题:1.不应将传统文化中一些致贫因子作为社会的信仰、规范、价值观和态度来判断一个民族或个体的道德行为;2.针对传统文化中致贫因子的惯性发展,反贫困策略可能失效并出现大面积的反贫困失败;3.由于贫困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长期认可和适应,其诉求与外界所提供的帮助呈现信息不对称;4.多样性文化中有些文化特征具有公共性特点。少数民族群体贫困及其贫困文化后果既可能对个人也可能对整个民族形成影响;贫困造成的文化后果有自我延续及叠加,更严重的是因贫困形成的反抗性文化会导致与其他民族、族群或族裔保持距离,并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障碍。文化致贫的反贫困行动是一项长期策略,除关注物质贫困外,还需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从物质财富以外的领域来改变生存、生活境况。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及其对策探析

我国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尤其是农村,而其中大部分贫困人口又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合是我国西部贫困人口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探讨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的贫困问题对于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深度贫困地区相对贫困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西藏和四省涉藏县域的实证研究

从自然、经济、社会维度对西藏和四省涉藏县域的相对贫困进行测算,并结合GIS分析功能以及地理探测器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深层次分析。结果表明:相对贫困度差异较大,相对贫困程度较深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藏。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和集聚特征,相对贫困度相近的县域在空间中存在集聚现象。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是西藏和四省涉藏县域相对贫困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普通中学在校生、第一产业增加值、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是西藏和四省涉藏县域相对贫困分异的主导因子,并且其中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要明显大于单因子的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为主。基于上述结论,得出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启示,以进一步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协调发展。     

福建省县域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研究

以福建省为典型案例,综合运用BP神经网络及GIS技术手段,通过经济—社会—自然维度贫困评价体系,揭示县域尺度的贫困格局与分异规律。结果显示,多维评估综合考虑各县域社会、自然等贫困要素,评估结果更能科学地反映县域贫困特征;福建省东部贫困程度低于西部,北部高于南部,呈"大分散,小集中"的贫困空间集聚特征;山区县多为高贫困集中地,中部地区环城市群贫困带日益显现;贫困程度较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闽西南、闽东北地区,形成两个核心集聚区和一个次级集聚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瞄准贫困空间分异的扶贫开发建议,为相关部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物质生活贫困问题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贫困系学界关注较少的一个问题.基于收入与住房两个层面得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物质生活层面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从结构与文化视角立足于城市体制性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因素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贫困文化等层面剖析了致贫原因,提出从发展教育培训提升素质、强化城市社会救助支持、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消减贫困.     

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发展中贫困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贫困,如何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这是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又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陆路边境线最长的区域,少数民族问题与边境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在全国既有代表性,又有典型性。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战略门户,而且还是我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民族问题、边境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融,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从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两方面深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可为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献计献策。     

文化转型与少数民族脱贫——以贵州少数民族为例

少数民族贫困与"两种生产"紧密相关。生产分为两种:人口生产和经济生产,文化是这两种生产的外在表现。现代性变革动摇少数民族"两种生产"的根基,促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型。在生产逻辑下建构生活方式,形成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类型,时空推演使各民族文化充满复杂性。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依托于村寨,村寨的典型特征是其具有封闭性,与少数民族贫困的整体性相一致。时代变迁,"两种生产"打破传统村寨结构,消散原有生产结构的封闭性,少数民族文化必然转型。脱贫致富蕴含着传统与现实碰撞,也必然会产生诸多现代性问题。贵州少数民族摆脱贫困依赖于文化转型,但是需要关注村寨原有结构的调适能力,特别是少数民族共同心理特征。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

山区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是否贫困的直接原因.在实证分析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文章以市场参与率为视角,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认为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透析

西部民族地区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目前,全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民族自治县有258个,西部地区就占了224个,占了民族贫困县的86.8%。这里不仅贫困人口多,而且还有相当的贫困深度。西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众多,并且集中连片分布在各省区的贫困地区。各省区的省级贫困县主要也是民族自治县,有的贫困状况甚至超过国家级贫困县。另外,非贫困县和散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也日益严重。本文分别从已经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县和未列入上述两类,但事实上确属贫困这三个层次来描述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     

贵州少数民族贫困女大学生心理适应状况与教育对策研究

心理适应能力与个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良好的适应在个体享有高效愉快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对贵州省部分高校的少数民族贫困女大学生心理适应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少数民族贫困女大学生在生活适应与职业取向方面的适应较好,但在学习适应与恋爱与性心理适应方面仍需改善和加强指导。为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女大学生改善和提高心理适应状况,本文从学校和个人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认为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贫困女大学生的学习规划、学习方法、性生理与性心理等方面的指导和教育。     

"环首都贫困"及其根源解析

贫困根源的分析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科学地分析导致贫困地区落后的根源不仅有利于寻找脱贫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可以拿出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本文通过对环首都贫困特征的分析,阐明制度贫困是其贫困的真正根源,并提出加速环首都贫困地区发展的相关制度创新建议。     

农业产业化: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全面小康之路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生产经营制度上的创新,是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全面小康建设的现实选择.本文分析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贫困的障碍因素,揭示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推行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并提出民族地区推行农业产业化的五大对策:发挥资源优势,确立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信用约束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重塑市场主体;发挥经济聚集效益,推进小城镇建设.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

山区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文章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是否贫困的直接原因.在实证分析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以市场参与率为视角,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认为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下少数民族贫困乡镇政府人力资源供需矛盾及对策分析

新农村建设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乡镇政府人力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表现为数量、质量和结构不能满足少数民族乡镇经济社会发展,且地域之间供需不平衡。因此要营造良好育人环境,拓宽人力资源增量、增加人力资本总量,加快对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优化人员结构,发展贫困县区经济,以缓解少数民族贫困乡镇政府人力资源供需矛盾,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水电工程移民相对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识别

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