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复兴中的知识分子与国家

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乡村儒学建设展现出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本土实践。儒家传统也开始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文化资源和治理技术。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中国经验,无法简单地化约为对立、依附或融合,而应视为一类流动的连续体,并从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寻求解释。在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社会建设中,当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的政治动力学问题,无疑是对国家和知识分子互动关系及其实践智慧的双重考验。     

乡村振兴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应然选择,力量之源与现实路径

高度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乡村振兴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为乡村振兴提供实现动力和持守定力,是乡村文化繁盛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条件,也是乡村振兴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乡村发展的应然选择。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与协调推进,美丽乡村实践推进,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客观依据和重要条件。遵循文化自信生成规律,文化自信的现实路径是,推动实现传统乡土文化的“两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全方位打造文化自信的良好生态,以更强的实力和更好的发展筑实文化自信的根基,厚植文化自信的底气。     

也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精神、要素、结构等方面思考中华文化复兴;平等对待不同文化传统,广泛学习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继承、创新、发展,做到"温故知新";以中华文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     

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系统方案——纪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0周年

《乡村建设理论》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综合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的一个整体方案。针对20世纪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造成的文化失调和社会混乱,梁漱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把中国传统儒学的"源头活水"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有效结合成"社会事实",创造一种人类新的社会组织形态,藉此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在乡村振兴新的发展阶段,1930年代乡村重建实验的经验仍然值得总结和借鉴。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多维审视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关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从政党维度看,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实现城乡平衡发展,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也有利于防范化解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从历史维度看,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逻辑,它既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也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从人本维度看,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需求,有利于缓解农村文化供需矛盾,也有利于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方法维度看,繁荣乡村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系统把握和科学运用。文化发展繁荣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地方性知识驱动乡村文化振兴:历史逻辑、价值共生与体系重构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乡村文化逐渐衰败，乡村社会严重失序。当前乡村振兴的重难点在于如何振兴乡村文化，而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源自当地文化的知识，与乡村“天然共同体”是一致的。传统社会，地方性知识与乡村文化交互建构，而近代以来，二者又具双向消解关系。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性知识是发展乡村产业、培养乡村人才、保护乡村生态、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和保障，它与乡村文化振兴存在育民、富民、乐民等方面的价值关联。以地方性知识“内生性重构”乡村文化，能够促进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进而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视角和方法

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复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家族传统的功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总结和反思目前对家族企业研究方法局限的基础上,提出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从家族传统和乡村社会变迁关联的角度,可以较好地回答家族企业可作为解决文化断层危机和建立新的文化认同的途径这一学术命题。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指引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意义重大。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两者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并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阐释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内涵与核心内容,并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政治方向、揭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规律、回应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之问。在强国新征程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对乡村地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在乡村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坚持对乡村地区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弘扬,着力赓续中华文脉;坚持推动乡村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实现农民农村精神共同富裕。     

西方儿童权利保护论与解放论争议之探讨

西方学者围绕儿童权利的核心问题,即儿童与成人是否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展开激烈论争,从而形成了儿童权利理论上的保护论与解放论之争。保护论主要依据心理学的年龄和能力指标形成了年龄-能力-权利模式,其中有三个重要关系组合,即年龄-能力的正相关关系、能力-权利的对应关系、年龄-权利的对应关系。解放论对保护论的批判主要围绕这三个关系而展开。两种理论的争议再现了儿童权利的多种面向和复杂面貌,为儿童权利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     

我国公司并购立法研究

我国规范公司并购的基本法律有《公司法》和《证券法》,以及其后颁布实施的《收购办法》和《信息披露办法》。我国公司并购立法存在三个方面不足:法律制度的设置过于简单笼统,涉及面较窄,缺乏可操作性;某些规定不尽合理,不切实际;立法存在空白点与漏洞。由于立法的不缜密,法律的价值目标出现偏离。公司并购立法应有的价值理念为:公平理念、效率理念;公平促进效率,效率体现公平。我国公司并购立法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完善公司并购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完善公司并购中债权人保护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健全民事赔偿制度。     

用宏汇编实现各种通用菜单的方法

模拟一些比较成熟的集成软件的菜单机制，用非常精炼的宏汇编来制作各种下拉、弹出、阴影菜单，速度快，可移植性强     

财务冗余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

以2016—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目标法度量财务冗余,运用逻辑回归分析研究财务冗余、现金冗余及负债冗余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冗余显著促进企业并购活动,现金冗余和负债冗余与企业并购活动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探析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国目前的生态困境,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深刻地阐明了生态与文明、生态与经济、生态与政治以及生态与民生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发展问题探究

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发展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提出了政策调整性建议.     

广告的跨文化管理

跨文化因素对企业广告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文化因素会影响不同市场广告内容的设计;(2)文化差异会使潜在消费者在广告信息沟通和理解方面出现障碍;(3)不同文化中的语言导致广告中的翻译问题突出;(4)文化因素会影响企业对广告媒体的选择;(5)文化因素对各国广告法规会产生影响。企业要有效地开展跨文化的广告活动,必须实施广告的跨文化管理战略。     

从书写内容看魏晋南北朝书法与文学的交融

书法家有意识的以自作的诗文或他人的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对象,创作供人们欣赏的书法作品,是书法与文学自觉交融的表现方式之一。这一现象是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它一方面表明此时文人已将“写字”看作是一种脱离实用的审美活动,另一方面表明文学对书法具有很强的影响和渗透力。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而产生的书法作品,已不再是一件单纯的书法作品,而是一种书法和文学艺术融合为一的共同体,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书法创作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从而与文学相互交融的现象,在书法发展史以及整个艺术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逻辑奇点与术语革命

智能与资本的“共谋”预示着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之逻辑奇点的降临。一方面，这一“共谋”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逻辑推向了身体商品化的极致。在智能时代，被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解放的身体最终走向透明化，身体被数字编码吞噬，陷入“失物拜物教”的迷思。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变革了资本积累和雇佣关系的旧有模式，使生命政治生产变成非物质性和消费性的符号生产，濒临价值虚无主义的边缘。这就意味着，重要的不是去炮制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神话学，而是去寻找实现生命政治术语革命的逻辑豁口和现实道路。在文明逻辑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文明因素为身体建构了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预示着“类生命”的复活，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倒逼”态势。在现实道路的意义上，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真正担负起扶植和照料生命的政治责任，能够有效推进“类生命”的历史建构，从而全面彰显生命政治所具有的制度文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