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

分析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状况不容乐观,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中,超过2成无人照料。土地流转、子女外出务工、经济贫困以及代际关系疏离都会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的可能性。土地流转与子女就业、代际关系交织互动地影响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但土地流转与经济收入的相互促进作用对老年人照料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全部子女务农或代际关系疏离的土地流转老人社会照料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实地调研资料也显示,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在探索“以地养老”的社会养老模式。     

适度规模经营何以可能？——基于农村老年人土地流转意愿的角度

基于全国12个省36个县1 104份基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的角度考察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能性及其实现路径。结果表明：47%的农村老年人愿意转出土地,健康状况与农村老年人土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关系。由此得出：适度规模经营是可能的;优先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问题,是促进农村老年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第一步,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流转收益,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流转土地经营权;改善农村代际关系、提高土地流转价格,将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起到积极作用;优先促进70岁以上且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老年人转出土地,积极促进距离县城较近的农村老年人转出土地,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对农村养老的影响

土地是农村老年人主要的经济资源,传统上,老人以土地收益维持老年生活并以土地的继承为交换资源换得子女提供老年时的生活资料和生活照料。但解放以来,土地产权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再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产权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影响了人们对土地的权利,进而影响到土地产出和土地收益的分配,对老人来说,也影响到土地作为代际交换资源的价值。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同状态如何影响到土地价值,从而对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以河南农村的情况为依据进行了分析。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初探

文章对我国农村现阶段养老的特殊性,进行了简单介绍和分析评价,提出了要根据地区差异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为主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探索农村养老保障的新方式和新思路,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福利事业。     

多层次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

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多层次社会资本内涵,将其划分为个体家庭结构型、个体家庭关系型和个体家庭认知型社会资本,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和村庄团体社会资本,通过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东、中、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不同省域间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③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东、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村庄团体社会资本对中部省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必要性

通过对当前社会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建议。分析了老年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自身需求和必要性。指出社会应关心老年人的社会活动,老年人应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社会活动,充分发挥老年群体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对建立农村老年人支持体系的思考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的老龄化、计划生育的实施等 ,使得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问题日趋突出 ,单纯依靠家庭养老 ,已难以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本文从建立农村老年人支持体系的必要性出发 ,探讨农村老年人支持体系的可能形式 ,分析建立农村老年人支持体系的障碍因素及对策     

农村土地流转制下农业经济关系分析

随着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推进,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土地所有权,承包农户凭借土地使用权获取农业地租,土地流转承租人作为农业投资人获取经营收入,从而形成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农业投资人和农业工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     

通过组织的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农村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

引入文化治理的概念,以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探讨了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和村落社区治理中的机制与功能。研究发现,老年人协会在实践中孕育了契约主义文化,为村庄权威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社区文化网络的支撑,并提高了农民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参与度,增强了农民的社区认同感。老年人协会滋养了社区的公共性,恢复了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缓解了农民的焦虑感,使农民得以找到生命的归属感和行为表达的制度化依据,有利于维护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的秩序稳定。     

农村问题研究：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附地而生的困惑——农民遭遇现代化进程

城乡二元制在客观构成城乡之间的差异,走出农村的农民在城市谋生时并不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生存的根基,他们在心理和生活的归宿认识上仍然是"附地而生"的."附地而生"的形成原因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方面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对于所介入的城市没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利益,不在乎自己的道德失范行为会给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进城后的民工在由于社群关系的缺失而丧失了来自于社群内部的人文关怀的同时,由于市民的公民心态没有成熟,进城的农民无法从市民那里获得必要的人文关怀.综合造成农民"附地而生"的原因,笔者提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体系.     

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思路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不清,导致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虚无性,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下,各种土地权益的矛盾滋生恶化,也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以及全社会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改革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较好思路--废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立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使用权农民私有的土地制度,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其具体操作方法--国家"购买"集体土地的所有权-集体将所得"收益"全部分配给农民-农民用所得"收益"购买国家土地的永久使用权(私有),这种交换通过虚拟交易来实现.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之关系论析

一定的户籍制度总是与一定的土地制度相适应。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具有生成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共同性,二者共同起着控制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宗旨是实现户籍平等、迁徙自由,但土地集体所有是实现户籍制度改革宗旨的制度性障碍。土地集体所有使农村形成一个个集体利益共同体,户籍是确定集体利益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导致人口在农村的横向流动与城市向农村的纵向流动不可能。故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实行联动,可以通过重新界定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范围实现城乡户籍的平等与双向流动。     

论转型期英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原因

转型期是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规模很大 ,其主要原因是 :农村人口增长对土地形成的压力 ,农村经济转型产生的推力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拉力以及制度因素的影响等     

浅谈我国农村土地冲突的化解途径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土地冲突频频显现,若不采取合理的措施化解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而明确界定农村土地产权是合理化解农村土地冲突的前提。在确权颁证明确产权的基础上,完善土地流转、土地征收流程,设计科学、合理的土地补偿费标准,探索"土地换社保"和以非诉讼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调解方式,这些措施不仅从法律、制度、实际操作层面解决了农村土地冲突,而且也消除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结构从“权能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离”的变动过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原有农地产权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层面上的农地矛盾、农民的主观创造性、原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各项权能的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外部动力来自于变迁主体的动机及变迁环境。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需要规范政府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发挥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先导作用。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并进而加快农民群体分化。城镇化需要农民市民化,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则需依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还需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切实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因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亟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     

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冲突及对策——以农村土地发展权为视角

土地权利问题是目前我国农村的主要问题,即土地权利直接或间接衍生而来的权利需求和权益保障冲突等问题：公法和私法制度冲突,农民要求发展与土地制度安排的冲突,土地增值实际收益人与权利人冲突……这些冲突长期客观存在且是引起社会不安和隐患的重要因素,冲突实质是农民、农村土地权、农村经济三大主体要求发展,而现有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或者适应这些发展的需求,基于有限土地资源之上的发展权的发展成了各方问题解决的关键。通过数据分析和法理研究,针对性地提出构建理性法律环境制度的对策,即明确农村土地权利的主体和客体,实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强化使用权,淡化所有权;明确土地增值收益群体和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行政管理制度;综合考虑全国土地资源价值标准,针对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不同价值标准和征地补偿标准,提供相对公平地权机制;确定农村土地发展权产权机制、程序及管理模式。土地发展权制度理性构建是土地权利相关问题解决的一条新的途径,不但能实现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和控制,而且有利于对土地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的权益保护,实现社会公平。     

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农地第三种权利续探

自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地制度变革始终遵循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路径。当前，日益深刻的农民分化现象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我调适作用捉襟见肘。"三权分置"顺应农地权利分化趋势，超越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开辟了探索农地第三种权利的路径。然而，"三权分置"创设的农地第三种权利——土地经营权存在理论缺陷，且未充分体现农地利用市场多方主体的多元农地利益。继续探索农地第三种权利应以农地市场化利用的基本方式——出租为规范的事实基础，以多方多元正当利益为规范目的；将农地租赁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构造，以农地租赁权取代土地经营权作为第三种权利；维持农地租赁权的债权性质，在农地租赁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经依法登记后赋予农地租赁权享有某些特定的物权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