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伦理简论

计生个体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生活在现实的伦理关系之中的个体.从外围的家族和姻戚中的重要成员到核心的家庭成员,尤其是计生个体的父母等长辈对于个体的生育行为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为本质的影响则来自于夫妻二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即夫妻双方的责任伦理占据计生伦理的核心地位,它最终反映在男女个体在生育选择和行为时如何去面对社会道德的要求.     

现代医疗技术的“身体”伦理

传统医学伦理学意图沟通为"身"的医学和为"心"的伦理,但受到身心二元论基础的局限,传统医学伦理学只片面强调"身"的机械修复而忽视"心"的情感体验,难以抓住医学伦理的意旨所在。现代医疗技术更凸显了对"身"的改造与完善,因而在传统思维模式下医学伦理困境愈发严峻。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审思有必要实现"身体"转向。在身体伦理的视域中,现代医疗技术凭借高技术的运用以实现身心的良善合一为初衷,但在实践中又往往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引发的"身"与"心"的伦理困境,以及主体间对话缺失导致的"我"与"世界"的伦理困境。因此,充分利用身体伦理的学术资源,更新伦理向导的价值基础,成为现代医疗技术发展的题中之义。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向导应当回归"身体",在医学实践中关注与体验具体的活着的身体,在医学伦理实践中打破理性的普遍价值规范的痼疾。     

数据规训与身体焦虑：量化身体的多重实践及其伦理取向

数据化生存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图式与实践表征之一。在数据赋值的话语实践体系中,量化身体代表着全新的评价模式和意义价值,其所代表的技术价值成为自我身体对照与确认的参考体系。通过自我身体数值化、身体追踪精准化、身体展示立体化,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形塑了互动关系。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凸显着身体伦理困境,数据量化的逻辑呈现遮蔽了主体存在,量化指标的意义确认与赋值分割着自然身体与理想身体之间的差距,自然身体迎合了当代身体工业,并始终处于“被衡量”“被评价”的焦虑状态。数据化生存语境下,技术取向与身体伦理的统一性、凸显“关心自己”的价值原则、伦理评估与风险控制的双向进路,则可用以调整量化技术与身体意象之间失衡的伦理关系。     

现代宗教的变化与伦理生活的意义困境

现代世界是一个以理性化和分殊化、自由个体及其多元性为标志的世俗化社会,传统建制的宗教在现代世界的位置发生了由中心到边缘的重大变化。借用西美尔和卢克曼的视镜来看,这一变化可称之为宗教向宗教性、有形宗教向无形宗教的转化。不过,传统的建制宗教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宗教性意义完全淡出了现代人的生活世界,现代宗教的个体性取向意味着宗教落实在生命存在的维度上,它并不必然导致现代伦理生活的意义根基走向碎裂。但是,现代伦理生活的意义共识的确存在着困境,重构个体生存的宗教意域,将之作为内在又超越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宗教在现代世界的意义定位。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个体之间在生活圈里的互动来养成。     

神圣的虚无——现代性视域下“身体”的启蒙与恶

现代主体意识的张扬,令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相继兴起。"身体"范畴是审美现代性的根基,自浪漫主义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重视,不仅影响了艺术精神、个体在世态度及价值伦理的抉择与建构,更构建了强大的"审美乌托邦",最终导致普遍庸俗的审美主义和无边蔓延的虚无主义精神。因此,梳理与反省现代思想史中"身体"范畴的蕴义与嬗变,揭示它在现代个体生活中独特的"启蒙"意义,有助于深入理解现代性的实质以及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纷争与危机。     

身体宪法学初论

现代宪法学对人性的认识由灵魂转向了身体,称之为身体宪法学。权利和权力是现代宪法学中两个核心概念,二者均源于对身体本性的分析。权利源于身体自我保存的欲望,具体表现为以保护身体和生命为目的之诸种自由;权力源于身体意志,具体体现为法律。权力是对身体自由的保护,同时也是对身体的控制。身体自由与身体被控制的双重性隐含着现代宪法学的秘密和困境,回归古典“灵魂照看身体”的伦理实践是抵制权力对身体控制的一种可能出路,也是现代公民真正赢得身体自由的希望。     

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与现代情感伦理变革

郁达夫小说创作中充斥着“零余者”形象,这不无颓废主义气息的文学形象,向我们呈示的是在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过程中,现代个体从传统道德构架和文化范式中脱胎而出,寻找、建构自我的艰难心理历程的一个侧面。同时,郁达夫笔下的性描述与性欲话语表达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这场影响深远的价值范式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对自我、族群以及现代伦理道德的重构。这是以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影响的焦虑”记录了现代个体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美学反抗。某种意义上,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是中国现代情感伦理变革历程中的一个显著文学事件,为现代感性自我这种全新的主体模式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合法性。     

断裂与承接——西方后现代伦理思潮述要

现代规范伦理学承诺给予现代个体以自由,然则其普遍理性主义诉求及其规则主义宰制,恰恰是以打压个体自由的方式确立起来的,因此,其不但不能实现个体自由的最初理论诉求,反而挤压了个体进行道德选择的自由空间。基于对此种困境的反思,后现代伦理思潮要求终结现代伦理学之悖谬,力图以伦理的解放和道德的自主,重新焕发现代性视域下伦理学应有的目的与生命力。     

论孝文化在现代社会伦理体系中的合理定位

传统孝文化因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不断历经改造,所呈现出的宗教伦理性、社会政治性、文化神秘性已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伦理诉求。孝文化只有在现代社会伦理体系中以个体伦理、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为合理定位,才能发挥应有的文化价值。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现代伦理学视角与基因技术伦理原则的建构

以发展伦理和责任伦理的视角揭示了伦理学由关注个体伦理行为到社会伦理行为研究的现代转向,阐明了现代伦理学的核心是"正义、正当、规范"的观点,并深刻地剖析了"正义、正当、规范"的伦理意蕴。在肯定基因工程技术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了基因工程技术引发的深刻的社会伦理问题,并以发展伦理和责任伦理的视角建构了基因工程技术的伦理原则及范式。     

制度伦理与个体道德

社会伦理道德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现象，其存在形态一为制度伦理，一为个体道德，二者相融相济，相励相长。市场经济以自己的自利性、自主性、平等性、信誉性的制度伦理特性影响着个体道德，个体道德以规整选择范式、反向选择范式和差异选择范式来支持或破坏着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该把制度伦理的内化和个体道德的提升放在重要位置     

大学校园文化的伦理内核

大学校园文化作为高等教育和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担负着导引大学校园文化主体的责任,必须走在弘扬、发展、创新社会文化的前列,特别是要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新时代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发散源。大学校园文化对伦理个体、伦理群体和伦理整体之熏陶与浸润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以及其借助伦理个体、伦理群体和伦理整体对社会成员、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辐射,正是其伦理内核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伦理实体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并充分阐发的重要概念。在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伦理实体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诸形态构成的辩证发展的体系。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过渡的和否定性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复归的和否定之否定的伦理实体。在伦理实体的这三个结构中,都存在着由“伦理的实体”蜕变为“不道德的个体”的可能与危险。伦理实体的概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伦理—道德悖论,要求进行道德哲学的转向,由对个体伦理、个体道德的关注,进展到对实体伦理、实体道德的追究,建立以个体伦理—实体伦理为二维坐标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     

风险社会的灾难式景观:一种针对灾难电影的社会学考察

风险社会是灾难电影的社会学语境,灾难电影中的灾难场景表达了社会结构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并且承载了人们对风险的伦理思考——如何面对并处理超出社会结构的不确定力量.基于"确认风险"与"感知风险"两个风险认识维度,灾难电影以"感知风险"的认知形态参与建构了风险社会的事实;灾难电影的个体命运叙事以"灾难终将过去"的结局寄托了人们意图掌握自己命运的伦理诉求.当维系社会结构的理由日益形式化,灾难电影传达了反思现代性的伦理主题:现代人需要从个体中汲取支撑社会合作的自然人性力量,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建构

追求和谐正义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当下,中国社会的伦理焦点正从单纯不平等问题转向对社会不正义的关注.同时,还面临着生态伦理严重失序、个体道德责任意识普遍缺失的困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坚持时代性与传统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结合的原则,建构基于正义的现代制度伦理和现代生态伦理秩序.深化市场化改革,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建构

追求和谐正义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当下，中国社会的伦理焦点正从单纯不平等问题转向对社会不正义的关注。同时，还面临着生态伦理严重失序、个体道德责任意识普遍缺失的困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坚持时代性与传统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结合的原则，建构基于正义的现代制度伦理和现代生态伦理秩序。深化市场化改革，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从伦理的视角谈现代婆媳关系问题

婆媳关系在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根本转型,由传统的"婆强媳弱"到现在的基本平等,甚至在一些家庭中还出现了"婆弱媳强"的局面。这种婆媳关系的转型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分不开,其中的伦理变革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孝伦理出现了衰落,传统的共同体伦理转变为现代的个体伦理,资本伦理也不断地冲击着传统婆媳关系,这一切都导致传统婆媳关系的完结。这种转型整体上是进步的,但也出现某些失衡,婆媳之间仍然"战争"不断。在当前解决这一难题,重建社会主义新型婆媳关系伦理是必可不少的。这种新型伦理要求婆媳之间要懂得宽容、尊重,婆媳都要具备责任意识。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新国学”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民间价值谱系

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大致可以由三个价值谱系构成: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民间文化。经晚清洋务运动的器物革命、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使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价值本位的商业经济的社会模式,终于开始取代了以群体伦理为价值本位的农耕经济的社会模式。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价值本位的民间价值谱系,最终则在五四时代,与从英美而来的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价值本位的商业文明,做到了无缝对接。国势的强盛,呼唤着中华民族以新的文化姿态面对世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时代之声应运而生。但如何使古代的传统中国的价值资源,成为现代中国的价值性构成,"新国学"的提出,可谓是适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