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在元代文坛,学者与文人相兼、理学与文学交融是当时学术的主要特点.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像吴师道这样主张理学与文学并重的文人在当时有许多,他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趋势,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而造成这种共同取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文人们也开始反思宋儒鄙薄文艺的祸害.其二,元代理学大多传承朱熹一脉,而朱熹恰恰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髓"与"文澜"集于一身,并能稍稍容忍文学性的一位.其三,元代疆域统一后,学术交流方便,门户壁垒被逐渐冲破,学源关系交叉多样,学人们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导致了学术风气的变革.     

朱熹文学思想论略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学视角对文学作了独到的探讨与阐发,形成了理学与文学圆融浑成的文学思想.其文学本体论以"文从道中流出"为核心;其文学创作论强调"高明纯一"、"平淡自摄"、"真味发溢"、"从容于法度之中";其文学批评论主张"中和"、"知人论世".朱熹的文学思想标志着儒家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北山四先生理学化的文学观述论

北山四先生是宋元之际朱子学的谛脉正传。受朱子文学观的影响,他们本着＂道本文末＂、＂文以载道＂的宗旨,以自然平实、条分缕析的文风,创作了大量理学化的诗文,这些诗文对元代的理学和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重道轻文到道艺双修 ——宋季理学诗学本体论考察

文道关系问题是两宋理学家和文人共同关注的诗学核心话题.相对文人而言,北宋理学家普遍具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文学和理学之间势如水火.但随着宋季理学官学地位的获得,二者的紧张关系有所减弱,虽然"道本文末"的观念依然流行,但吕祖谦所倡导的"合周程欧苏之裂"诗学思想逐步为宋季文坛所接纳,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多数晚宋学者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创作实践,从而使理学诗文一定程度回归到文学本体.     

30年来世界史学科视角中的"门户开放"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先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后期的学术争论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的深入研究阶段,以及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的创新性研究阶段.对该课题研究的深化与创新,推动了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与国际关系史以及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交叉互补.     

修辞论视角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出场与存在状态

文学批评中修辞论视角的出场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内在关联.它在"新时期"的出场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尊地位发生动摇,文学创作中形式因素被凸显,以及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介逐渐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1980年代中期以前修辞论批评集中在对王蒙小说的评论中,中后期则转向对马原等先锋作家创作的关注.文学修辞批评在"新时期"的出场,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     

萨特与新时期文学中“人”的发现与重构

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最具影响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之一,萨特存在主义哲学首先启迪和深化了70年代末以来文学表现人生和自我的发展情状,特别是促进了"先锋派"文学"自我"表现的转型;其次,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标榜"新写实"、"新生代"和"晚生代"的一批作家先后登上文坛,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萨特话语的中国转化.由于时代氛围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80、90年代作家对萨特存在主义话语的文学解读和叙述方式有着很大不同,这意味着在萨特影响下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的观念已经走向重构.     

眺望五四：未竟的文化启蒙——略论王彬彬的文艺批评

五四启蒙运动在中国有着百年的曲折历史,它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当代学者王彬彬以启蒙之精神、凌历之笔锋在文化批判、文学的史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等领域追踪着启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并且继承了启蒙文化的传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文学性和修辞论批评,成为"仍在启蒙路上"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之一.     

从载体论到本体论的语言自觉—“新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新批评"传入中国后,在文学语言观念上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反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开始重视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二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产生了由语言载体论向本体论的转向,确立了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但由于对"新批评"的误读和中国化的文论环境,文学批评又最终走向了主体论;三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文学批评面临价值虚无主义的危机,重新讨论"新批评",有利于文学价值的重建。     

保巴的哲学思想与元代理学的发展

保巴是元代理学正传以外有影响的蒙古族哲学家、思想家，其天道观、心性论直承两宋，又有所发挥，为理学的传播和复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保巴的哲学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透视到：元代理学为了适应其自身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发展，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论元曲精神的形成及流布

关于元曲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儒家思想因子的思想渊薮、道教氛围、自然环境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仅铺垫了元代文学的根本背景,亦使其前后期、南北方风格迥然不同.现试图将元代文学回到它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中来阐释其精神及其在作家作品中的分布,从而对其风貌进行勾勒.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李贽与公安三袁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文学显示出由传统向近代演进的轨迹,在这种新变中,李贽与公安三袁占有着重要地位。文章论述了李贽与公安三袁的关系,李贽在人生态度与文学思想上对公安三袁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并对他们在明中叶以后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探讨。      

边声四起唱大风——耶律楚材与元代丝绸之路文学

耶律楚材是元代丝绸之路文学领域中的一位大家,他的诗歌作品反映和描写丝绸之路的民俗民情、自然现象以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元代的丝绸之路文学多了几分凝重感,由表现的写意走向再现的写实。     

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

元代文学具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群体。元代文学的特色之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家使用母语以外的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形成双语文学现象。元代双语文学现象与双语文学家的出现,是社会和谐因素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从元代开始,来自北庭而在江苏落地生根的双语文学家族,如定居如皋的不花帖木儿家族（冒氏）、定居溧阳的楔氏等。蒙古别不花家族的不花帖木儿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成就,高昌回鹘的锲氏文学家族先后出现了侯玉立、俟逊等诗文作家,为古代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元代文学和地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