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目前,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时期,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成为新时期扶贫攻坚的新路径和重要举措。介绍我国扶贫开发历程和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相关理论,探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基于此,分析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包括:资金短缺、识别对象偏差、扶贫难度大、贫困人口参与意识薄弱、旅游产品缺乏创新等。最后,提出吸收多元主体参与帮扶、调查摸底,精准识别、移民搬迁、技能培训、延长产业链、打造创意旅游等破解路径。     

我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困境与破解研究:基于生产要素视角

旅游精准扶贫是一种"造血"式扶贫开发方式,旅游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通过旅游产业开发,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旅游生产要素是贫困地区进行乡村旅游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我国旅游扶贫实践长期采取的是资源驱动型的旅游开发方式,旅游生产要素不合理的配置与利用成为制约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瓶颈。贫困地区应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合理配置各种旅游生产要素;提升劳动、土地和旅游资源等旅游初级生产要素利用效果;创新和发展企业家才能、技术和信息等旅游高级生产要素,形成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山西兴县蔡家崖村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是中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战略选择。旅游产业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和巨大的带动作用,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动力之一。蔡家崖村地处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近年来,蔡家崖村依托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旅游和文化旅游产业,积极探索旅游富民之路,形成了现代农业与红色旅游互促共赢的发展局面,目前基本实现了全村脱贫,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作为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代表地,通过分析其旅游扶贫的背景、模式与实施路径,深入研究蔡家崖村“红色旅游扶贫,农旅融合兴村,旅游电商富民”的转型发展之路,进一步总结蔡家崖村旅游扶贫的经验和启示,探讨其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旅游发展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乡村旅游-旅游扶贫互动发展研究

国内外旅游扶贫实践表明,乡村旅游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但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问题以及旅游扶贫负效应的存在弱化了扶贫的实践效果,也使乡村居民利益受损。从乡村旅游开发和旅游扶贫的关系出发,在分析旅游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一种合理的乡村旅游开发与旅游扶贫的协同发展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以阿坝州为例

乡村振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对民族村寨的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以阿坝州为考察对象,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社区参与为研究理论,在充分调查当地旅游与扶贫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旅游、扶贫、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促进居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旅游发展与环境有紧密的共生性,当地的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贯穿始终以及民族社区居民要积极的参与。提出要转变旅游发展理念,建立农村旅游合作社,建立当地居民旅游资源入股企业的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培养新兴业态,融合传统农牧业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寻求民族地区旅游与环境一体化共生的实现途径,才是实现农牧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经营模式创新。     

精准扶贫政策下湖南申家村空置住房整合利用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精准扶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文章以湖南省娄底市申家村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申家村旅游扶贫资源、住宅空置率、整体布局、建筑特色、建筑类型、建筑环境等基础数据的定量分析,深入探讨了国家政策、产业融合、乡村旅游发展新趋势、资金筹措途径及信息化推广等农村空置住房整合利用的影响因素,为促进农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发展思路和具体的实践探索。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当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精准扶贫的新阶段。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是旅游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由于旅游精准扶贫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结合实例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亟待研究。以四川藏区这一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其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资本、权力和能力等方面限制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剖析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提出了包容性可持续的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思路,构建了包括启动激励、目标导向、参与共享、监测评估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体系,明确了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的优化方向。     

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与推进方略

精准扶贫是基于贫困人口“碎片化分布”“代际传递”现实背景的新战略与大战略。旅游扶贫是贫困地区走出贫困的有效路径,但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出现了诸多的偏差,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旅游扶贫的实践,着力实现旅游精准扶贫。本文认为,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是旅游精准扶贫的宏观基础,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精准扶贫的中观重心,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建设是旅游精准扶贫的微观追求,这是旅游精准扶贫的三大关键环节。基于此,本文建构了旅游精准扶贫系统内容框架,然后通过旅游持续健康发展、贫困人口有效参与旅游发展与政府精准帮扶等措施,进而就提高贫困人口生计发展能力建设和持续有序的精准考评提出了相应的推进方略建议。     

新时期民族地区旅游引领产业群精准扶贫机制与政策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关键。旅游业作为新兴的综合性产业,具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功能。发展旅游业已成为较多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首选举措。文章以旅游产业为引领,以生态、旅游、民族文化和特色农业"四链"特色产业群为精准扶贫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提出产业政府主导化、产业精英引领化、产业生产组织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产业民众参与化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现状及旅游发展模式之选择

四川省民族地区是一个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扶贫任务艰巨的地区。经过三十多年的旅游扶贫开发,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旅游开发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通过分析全域旅游、智慧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和研学旅行等旅游发展模式的内涵、优缺点和实施步骤,认为四川省民族地区应该发展文化旅游、研学旅行,并以全域旅游的理念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以扩大旅游扶贫的受益半径,提升民族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精英博弈与乡村民主的发展

目前乡村精英已经成为村庄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体,但个体间存在着利益的分化,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博弈形式,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本文依据社会学行为视角中的博弈理论,从乡村精英内部以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博弈行为入手,分析他们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民主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乡村社会两类文化的博弈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江汉平原L村的调查为例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现代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现代性知识对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乡村文化不断进行挤压和冲击。两种文化的互构与博弈对乡村的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以江汉平原L村为调查对象,以L村的水改事件为例,具体分析了这种变迁对村治的影响。     

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     

云南石屏县水瓜冲花腰彝的村落文化

花腰是彝族中的一支,他们属于典型的山地农耕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其村落文化除具有一般农耕民族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本民族的一些特质:随和、自由与约定俗成的婚恋文化,顺应天时地利的建筑文化,娱神娱人的宗教文化,古朴功利的生态文化。     

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

当前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已经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对村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村内混混逐渐取代传统型＂头面人物＂,成为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混混在村庄内部与熟人相处时,不再遵循传统的人情和面子原则,为了利益而不断走极端,动用暴力和暴力威胁;乡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胁,也日渐嵌入村民与人相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都表明,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发生了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