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诗经·国风》曲式的构成

在杨荫浏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对《诗经·国风》中的章句结构形式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归纳出《国风》中存在的三种乐句形式,即由单句歌辞独立构成的乐句、由两句在意义上密切关联的歌辞共同构成的乐句以及由基本乐句加上一个单句歌辞构成的引子或者尾声而形成的“基本乐句＋引子／尾声”式的乐句。此外,笔者还分析了《国风》中的22种乐章形式,并试图寻找其问发展演变的线索。     

古代歌辞起结程式化特征及其音乐意义

将上古与中古文献中所见歌辞起结诸类程式化因素进行全面清理,通过比较发现:歌辞起结反映的"引子"和"尾声"均与一定的曲体结构相对应,不同的曲体结构决定其"引子"和"尾声"独有的位置特征及其功用;音乐处理方式在尾声的运用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大祝"会"辞源流考

"会"辞本为祝官代神宣讲的责善之辞.早期的王公诸侯常常代表上帝对臣民提出要求,他们实际上是在行使大祝的职责.<逸周书·商誓>就是武王的会辞.西周中期到春秋时期,祝官制度正常运行,会辞也就由祝官制作宣讲,<逸周书·周祝>是这种祝官会辞的样本.战国时代,祝官制度被破坏了,但会辞体式并没有随祝官制度一起崩坏,诸子利用会辞体式来宣讲自己的哲学思想,如黄老道家的<黄帝书·称>;各级政府利用会辞体式来培训官员,如<为吏之道>.     

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书-礼乐志>所载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不是同一首曲子而是不同的两首曲子.<房中祠乐>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用时兴楚声以变周旧曲<房中乐>而成的乐曲,所祠为高祖自范氏至丰公的历代祖先.<安世房中歌>则是孝惠二年乐府令夏侯宽用审定之后的新乐与新采选的歌词合乐而成的歌曲,词作者为惠帝时代的相当一批文人.<安世房中歌>题名中的"房中"二字,是合二字而成的一个称呼宗庙中某一宫室的专有名词,不能直剖为二而解其为"房之中".<安世房中歌>的"未有祖宗之事",既不是因为高祖的祖先无功德可歌,也不是因为战国末年以来兴起的‘五德轮回'观念的影响,而是惠帝时统治上层对高帝在宗庙中的位置所做出的定位以及汉代所形成的独特的庙制使然.<安世房中歌>中的六个"孝"字,乃表达惠帝尊祖立庙的意图和目的,发布汉家的家法,而不是称颂高帝的能以孝治天下.<安世房中歌>中的"桂华"、"美芳"实为诗句中的语词,不能视为二诗章之名.上古歌诗章节的长短通常是取决于章曲的长短,将<安世房中歌>按文理分章以备十七章之数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信仰:《诗经》价值系统的重要维度

周代社会"大师教六诗",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序,而<诗经>风、雅、颂的选材与编排,构成其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饮食男女--家国天下--宗教信仰.三个维度呈由低到高、逐层提升的取向,显现出<诗经>文兼雅俗,感性生活、理性精神、宗教信仰相互渗透融合的文化精神.信仰.是<诗经>中最高的、极为重要的价值维度.<诗经>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暗合了西方文化中从柏拉图到克尔恺郭尔的人生哲学.     

试论屈原《天问》对三峡土家族"盘歌"的影响

屈原在其<天问>中,以气吞山河的气慨和空前绝后的天才智慧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也开创了"问难"的诗歌体式.三峡土家族"一问一答"的"盘歌"在内容、形式方面与屈原<天问>有诸多相同之处.考虑到屈原诗歌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可以认为这种相同不是巧合,而是<天问>对"盘歌"的影响所致.     

"中谷有蓷,噗其湿矣"考

"中谷有蕹,噗其湿矣"是<诗经·王风·中谷有蓷>中的一句,前人对它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照原文理解,大意是谷中的蓷因过分潮湿而枯萎.持这种意见的如:毛亨释作" 遇水则湿".郑玄笺云:"骓之伤于水,始则湿,中而修,久而干."另一种意见认为,湿当作"曝",与干同义,因此应该是因为干燥而枯萎.<经义述闻·中谷有蓷>:"熯,干貌,则膜为状干之辞,非状湿之辞,可云暵其干,不可云暵其湿也.     

北宋歌舞形式"传踏"形成初探——兼论中国古代戏曲演进之轨迹

北宋歌舞形式"传踏"源于宫廷或民间艺人演出开始时表演的致语,"传"即传颂之意;"踏"即踏歌亦即歌舞相兼之意.后来文人宴集省略了致语,只创作一诗一词迎互循环的形式,故又称"转踏".当转踏只歌不舞时,转踏又称"转达".当传踏的勾队词和放队词演进为引子和尾声时,更称"缠达".最后简要勾勒了从传踏-鼓子词-唱赚-诸宫调-戏曲的演进之轨迹.     

罗慕士译《三国演义》对长度词的英译及问题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原著中,长度词有:里、丈、围、尺、寸、匹.罗慕士对<三国演义>中的"长度"词的翻译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显出了在"归化"和"异化"之间的徘徊,由此带来了一些混乱.作者采取文献资料、对比等方法,分析了这些形式和错误,并提出改进的办法.认为直译是译作中传播源语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     

关于《粤风》及《《粤风·壮歌》译注》

<粤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首部多民族民歌集,它包括汉语民歌53首,瑶歌21首,俍歌29首,僮歌8首,总计111首.<诗经>里有周南、召南、邶风、卫风等15国风,独缺四隅之风,也缺岭南之风,故辑解者李调元把<粤风>提高到了<诗经>补缺的地位.它语言新鲜,意境优美,手法多样,更富有特征的是瑶歌、俍歌、僮歌记录的是原文.具体来说,瑶歌采用汉字来记瑶音,俍歌、僮歌则保持古壮字原文,并尽量做翔实的解释.由于辑解者李调元不懂壮语,也不大谙熟壮族风情,注解中有不少错漏;后来的<粤风考释>草率从事,又错上加错.为扭转这种情况,笔者在<<粤风·壮歌)译注>里尝试采用目前流行的科学版本整理方法作了新的译注.     

古斯塔夫·马勒音乐创作特点探究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年)是维也纳交响乐大师行列中的最后一位作曲家.他一生中共创作了十首交响曲以及三部声乐套曲--交响曲<大地之歌>和三部声乐套曲<旅行者之歌>、<悲叹之歌>、<少年神奇魔角>.在他的音乐作品中,体现了晚期浪漫主义音乐所具有的特点:宏伟的哲学性的构思,庞大的结构,复杂的形式,艰深的技巧.     

《春秋》学中的“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学者们对"属辞比 事"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宋代以来,"属辞比事"四个字变得复杂迷离起来.反对以书法义 例说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通过比观<春秋>所记之事,在对事实的把握 中明大义;有的主张对<春秋>所记之辞与事,以"礼"为据明褒贬;有的认为"属辞比事 "就是分析与综合的理解方法.而主张以书法义例解经的学者,或认为"属辞比事"是一种 探明事实以求大义的方法,或认为是一种阐明<春秋>书法的方法.在书法与史法之间采取 调和态度的学者认为,"属辞比事"首在阐明<春秋>书法,但并不专就文字上立褒贬,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考事迹,明嫌疑是非.     

论“连珠”体起源于“对问”——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论

<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多有以"臣闻"起首来发表见解的,至有几个"臣闻"格式的连用,假如把其中"臣闻"格式抽绎并汇聚起来,这是"连珠"体构成的模式之一.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为受诏作之,如果脱略其有关自我事迹的叙说,那就是完全的"连珠"体;脱略具体性而只存"臣闻"格式,这是"连珠"体又一构成模式.因此,"连珠"体就是此二者的结合,把某种推理、论证从原生态语境中抽离出来进行新的组合,使得原本有具体指向的劝谏话语有了某种抽象和普世化,这些话语在新的语境中被再联结、新组合又有"历历如贯珠"的语言上的要求;其意义指向也由单纯的劝谏而兼有观赏,接受者由痛苦的被劝谏者而兼有对形式的某种欣赏,不再仅仅是对内容的接受.倒过来讲,"连珠"某某首又如同<韩非子>中<说林>、<储说>,人们或许可以直接将其引用在自己的论述中.     

《离骚》乱辞新解

自东汉王逸以来,学界对<离骚>乱辞的解释存在颇多争议和疏漏,譬如彭成为何许人,为一或为二,彭咸水死说的证据何在,释"彭成之所居"为水死的合理性又何在?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楚辞>文本和当时语用实例,提出:彭成本为二人,彭咸水死说系汉人因屈原水死逆推所得,<离骚>中的彭咸是诗人对他所请教的巫师的借代称呼."居"是安顿之意,"从彭成之所居"即听从巫师的指点,"所居"的内容则是"远逝",这在<离骚>文本中皆有落实.因而<离骚>乱辞只是对前文的总结:前二句对应诗歌的前半篇,痛陈"国无人莫我知"的苦闷;后二句对应诗歌的后半篇,叙述"彭咸"等巫师的指点以及诗人如何听从他(们)的安排.     

“正歌”“无算乐”的正变与《诗经》的编订

礼书中记录的诗名与今本<诗经>不少对不上号,<肆夏>等组诗<诗经>也未收录.礼经中<大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涉及正歌和无算乐,四礼都是合乐性质,由享礼、燕礼、陔礼构成.具体地说,飨礼从升歌奏乐开始,然后是燕礼,最后奏<陔>为终礼,表示警示与送别.燕礼又分为规定爵与无算爵,至卒爵以后才是无算乐.<仪礼>产生于战国时期,正歌和无算乐的仪注叙述的文献根据来源为大雅的<既醉>和<行苇>.由这些记录我们知道,诗礼乐在两周期间经过多次补充调整,最后形成现在的<诗经>.正歌和无算乐之说是后人解读之语,二者本随时调整正变,类似于正乐和散乐转换,具有动态特征,而这正是<诗经>编定前的形成与转型的不二法则.     

甲骨刻辞的形式美

甲骨槽穴往往形状整齐,排列规则,显示出时人对槽穴形态形式美的追求。甲骨刻辞的排列大多具有整齐、对称、错综之美,有重句复沓、类似序曲、正歌、副歌、尾声、联曲的多种组合形式。甲骨刻辞有时采用省略、虚词等多种手段来调节以形成整齐句式。甲骨刻辞形式与八卦思维方式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痕迹,甲骨刻辞准备了向《诗经》章法结构转化的形式条件,准备了向《诗经》整齐句式转化的调节手段。总之,甲骨刻辞为《诗经》的产生准备了多种形式元素。     

祝尧的古赋艺术论

祝尧<古赋辩体>将风、赋、比、兴、雅、颂等六艺手法引入辞赋批评中,认为古赋艺术手法的特点是比赋合用,情、理、辞三者兼顾.祝尧的古赋艺术论与其古赋本体论、古赋流变论一起构成了他的古赋理论体系.祝尧以情为本、情在理先、理由辞出的文论思想,是对六朝情采论、宋朝情理论、辞理论的总结,开明代以来文论之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论中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

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乐府歌辞的音乐性结构,如解、辞、声、艳、趋、乱、正曲、和、送等,正因为音乐性结构,乐府歌辞多有拼凑与分割的情况,其创作构成与诗不一样。其二,民间乐府歌辞被采入乐府,或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此为本辞;但本辞在演唱时,往往要经过乐工加工,这是乐奏辞,不可将二者混淆,二者的差异既体...     

《诗经》句尾语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人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末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