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

在加快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业已成为普遍性共识,并成为政府的政策实践。目前,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公民社会发育有待成熟,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着大量的体制、机制与技术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因此,完善与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实践进程,亟需进一步强化政府服务责任、加大制度供给力度、壮大文化社会力量、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机制等。     

农民的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

如何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以解决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政府信任在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第一,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是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变量,二者均能对公共精神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信任是民生保障获得感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机制,在二者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政府要进一步把握民生关切,增强民生保障的精准性、公平性与普及性,同时通过制度建构确保在社会保障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以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升农民的政府信任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抓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价值规范与价值引领,强化农民的集体归属感,涵育农民公共精神,加强乡村社会凝聚力。     

我国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模式探寻

当前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困境,在于经营模式的认知和抉择。特别行政许可注重经营者条件而忽视了经营目的,以致无法实现制度设置的意图;公共服务外包注重供给的效率而忽视市场逐利的风险,以致政府处于道德失范的困境;政府购买注重服务的保障而忽视财政供给的不足,以致政府处于被诘难的境地;公私合作旨在引进民间资本、缓解政府财政不足、实现公共服务的提供,符合特许经营的制度设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论述评与反思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政府治理创新的工具.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的不同特点和人性假设比较,可以进一步理清各理论模型所指向的政策问题以及目标.通过不同理论和分析框架之间的比较,能够进一步认识国外理论模型在分析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实践中的有限性和差异性.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中心问题是政府公共服务责任体系的完善和购买服务公益性的保障.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途径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作为一种诉诸市场理性和效率的新型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方式,对其购买途径的研究可以通过描述当前中国的具体现状,以更好地回应公民的多元公共法律服务需求.通过建立描述型框架和采用跨案例聚类分析方法对购买途径进行分析,指出,购买途径中存在购买内容界限模糊、购买范围狭窄、规定型购买缺乏统筹、裁量型购买不足、购买途径失衡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制度以厘清购买内容界限、考量"公共性"以拓宽购买范围、构建工作机制以统筹规定型购买、培育民众信任以引导裁量型购买、规范公开招标及政府补贴和加强监督公开以规范私人关系的购买途径等政策建议.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服务型政府视阈下提高我国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公众和政府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巩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服务型政府对服务精神的张扬和实践，是化解我国当前政府治理危机，提升政府信任的理想模式。但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现实背景下进行考察，随着我国公共事物管理日趋复杂，政府本身依然面临着有效治理的困境。因此，要通过合作治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应的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政府信任关系。     

田园城市建设中成都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研究

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在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运用实地考察、制度分析、理论建构等研究方法,对成都市在建设现代田园城市进程中的公共体育服务现状进行调研.研究发现,建设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现代田园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现实运行中存在公共体育服务法规文本不完善、体育供给有限、体育组织不健全、体育需求多元化得不到满足等现实问题.研究表明,影响成都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因素在于:专业性与专门性的公共体育服务法规文本出台跟进不力;体育供给与需求匹配不足;政府与体育社团组织功能双向发挥不到位.研究建议:明确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责;激活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公共体育服务职能;建立完善的公共体育财政保障机制;构建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     

行业协会的公共治理功能及其再造————以杭州市和温州市行业协会为例

国家-社会关系的后全能主义特征决定了政府既鼓励行业协会独立发展,又赋予其广泛的行业公共治理功能。杭州市和温州市行业协会履行公共治理功能的意愿、能力、效果如何,往往与政会关系是否厘清有很大关联。政府向行业协会转移职能,需以对行业公共治理功能在政会间的合理界分为前提。借鉴外部经验,或可建立区域性商会,并赋予其公法人地位;或可落实行业协会社团法人的地位,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协会服务制度。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治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文章概述了治理民主理论,认为其能够在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两方面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从该理论视野出发,发现法治民主和分权民主此二“基础性民主”建设滞后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面临诸多困境的根本原因,而“上层性民主”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制度绩效。为扎实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大力建设治理民主,依次以法治民主提供制度框架;以分权民主形成多中心治理;以“上层性民主”完善监督评价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购买绩效。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我国地方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研究——以上海市政府购买岗位为例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政府垄断服务供给模式的弊端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购买服务得以迅速发展。上海市在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过程中,形成了政府购买岗位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减轻了财政压力,激发了工作热情,但也存在着热情过高、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此,需要从理性审视绩效和加强制度建设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改善。     

中国政策冲突的降解之道——建构兼容性政策网络

政策由政府和其他公权力机构制定并执行,以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标和发展公共事业,特定的政策经过合法程序可转变成法律。缘于环境不和谐、法律体系有冲突、目标不一致、信息难共享、彼此不信任、政策不清理等引发的政策冲突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公共政策目标渐行渐远,甚至阻滞法治环境的进步。兼容性政策网络建构多元参与者的协商对话平台,打破科层制对行政体系和公共政策的束缚,促成单项政策与其他不同层级、不同类别政策的信息共享和信任联动,形成各级政府、社团乃至个人之间的无障碍沟通渠道,降解政策冲突和整合国家整体力量,实现地方自主治理、各级政府协调一致、服务公共目标、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和完善法治环境。     

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主体地位及其实现形式

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塑造公共文化、引领主流文化的重要手段。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天然的和最重要的主体,却不是唯一的主体。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的主体地位体现在政策制定、资金和制度保障,扶持和培育其他主体,完善绩效评估制度等宏观方面;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如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应该交由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     

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其独特优势。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制度与观念约束、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冲突、内部失序与外部失范并存等多重困境,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外部治理环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等途径,实现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项目制、常规制与混合制:对政府购买服务中横向部门差异的分析

项目制的理论认为项目制有利于加强条线控制,因此上级政府愿意采用项目制。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化运作却出现横向部门差异:有的政府部门热衷于项目制;有的政府部门不愿意采用项目制,而是采用常规制;另有一些部门综合运用项目制和常规制,形成混合制。从剩余责任的角度来看,在项目制的实施过程中,作为项目发包方的上级政府虽然压缩了项目承接者的剩余控制权,却仍需承担剩余责任。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上级政府需要承担很大的剩余责任,此时,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成为影响政府发包的关键因素:高度信任推动项目制,中度信任导致混合制,低度信任出现常规制。     

正式制度治理与多边惩罚治理的比较及综合——以公共秩序服务为例

笔者从治理结构的角度,研究了正式制度治理与多边惩罚治理模型适用范围以及优、缺点。在政府规模不变与政府最优规模两种情况下,我们分别证明了单纯依赖于正式制度治理来提供"超额"公共物品服务将出现管理不足的困境。即使存在较为完善的正式制度,由于正式制度治理的成本问题,在解决某些社会管理问题会发生社会管理成本过高、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现象。我们研究了多边惩罚治理模式,认为多边惩罚治理模式非常适合社会管理中微观单元(如社区)所应该依赖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笔者认为正式制度下引入多边惩罚治理制度的混合治理结构可以补充正式制度的社会管理成本过高问题。本文的应用将为我国解决降低社会管理费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关系与信任构建—基于南京B社区戏剧工作坊的实验研究

具有国家治理功效的文化治理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价值取向和分析框架。选取戏剧工作坊对社区关系和社区信任进行实验研究,基于社区关系的组织度与联系度提出社区信任的基本模型,通过故事撰写、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以及工作人员在观演过程中的观察、记录,多重访谈,验证关于社区信任的三个基本假设和"远近正相关、梯度递减、制度依赖"等三个基本准则。从制度信任这一原点出发,通过激活社区公共生活、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制度保障,可以构建社区信任,以和谐社会关系促进实现社会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