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清理与政策整合: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

缘于环境、法律、本体及其他变化,部分政策的存在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政策一出台即滞后,政策清理和政策整合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工作思路不清晰、脉络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政策清理多由政策制定者执行,政策清理不及时和消极被动现象,导致行政人员随惯性执行旧政策,阻滞了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协调。基于网络治理视野进行政策清理,可推动各级政府信息互动、有效沟通、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在尊重公共利益和彼此利益基础上整合原有政策的有用部分,保持新政策及时跟进以避免政策空白,实现政策服务公共利益的本原。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我国农地非农化乱象中政府角色的政策网络分析

我国中央政府、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政府目标"上存在偏差和背离,造成了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政府角色"的冲突。基于政策网络研究视角,分析了导致我国农地非农化乱象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多元角色的冲突、政府"维护公共价值"和"实现自身需要"的冲突、土地行政"双重管理"的冲突。最后提出了解决政府的角色冲突、调和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政策建议。     

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发展与评述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政策企业家”已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于解释政策过程与政策变化.扮演“政策企业家”角色的个人和团体在推动议程设置、推进政策创新、促成政策变迁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在政策过程中,他们会采取多样化的行动策略来吸引公众对特定问题的关注、促成特定的政策方案出台或者“兜售”偏好的政策方案,然而这些活动要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制约.政策企业家的各种行动以及对政策企业家精神的倡导可能会导致少数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控制公共决策,对民主治理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政策企业家理论对解释中国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并对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以及不同领域的政策企业家进行比较研究.     

政策变迁中公益牺牲与社会义务之调适——以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变迁中由于涉及对私主体财产权的拘束而执行困难,并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情形,在实践中屡有发生。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就集中反映了此类问题。由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原所有者财产权之取得具有长期的政策背景,而产权移交又涉及其权利减损,进而出现政策执行困难。究其原因,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产生的特别牺牲,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之间存在冲突。前者的不可期待性与后者的可期待性之间界限模糊。调控与助推理念的适用有助于调适二者的关系,促使利益调控成为行政法的基本任务之一,进而建构以比例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和溯及力标准为主要内容的调适标准,使公共利益维护和私人利益保障之间尽可能平衡,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大学生创业政策分析与发展向度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校扩招政策促使大学毕业生数量与日俱增,就业压力成为普遍社会问题.在此情形下,创业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路径进入公众视线.通过政策网络理论分析,发现大学生创业政策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衔接困难、理念冲突、政策落实偏差、信息表达不畅通、结构松散等网络本质.为此,提出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以统筹协调主体间利益、完善数字政府治理以畅通信息传递渠道、深化高校实践体系改革以落实政策执行效果、完善财政金融政策以加大网络服务体系建设,营造政创关系环境以确保民意表达畅通等路径选择,充分实现在疫情常态化进程中创业促就业的发展向度,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稳步增长.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论政府的自利性及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政府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独立于公共利益的自身利益。政府利益的存在无疑会影响到政策的执行,进而影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立足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论证了政府自利性的存在,分析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新冠疫情下:公共法律服务与应急法治体系的完善

应急法治体系针对公共危机的预防、处置、资源调配和修复建立起一整套包含法律法规、政策、司法、执法、普法和公共法律服务在内的制度和规范体系。新冠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应急法治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法律法规不完善、个别法律条文冲突、法治教育薄弱、公共法律服务能力不足等,表现为政府行为失当、民众法治观念欠缺、法律服务渠道不完善。因此,为健全应急法治体系,提升社会法治水平,需要从立法上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协调法律体系,从司法、执法和普法上确立应急法治原则、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从法律服务上确立主动服务意识、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能力。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政策利益视角下农村宅基地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增进与分配

采用利益分析研究方法,构建政策利益分析框架,对当前农村宅基地管理与利用政策安排进行梳理,得出农村宅基地公共政策的创新和完善应着眼于政策利益的增进和分配2个层面:政策利益增进层面应做到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环境利益的协同增进,并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增进;政策利益分配层面则需做到保障基本合理利益、维护核心公共利益、补偿受损合理利益、打击非法失常利益、促进主体利益契合,从而形成均衡的宅基地公共政策利益分配结构。     

政策终结过程中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浅析

公共政策在执行由于过时、无效、多余而需要终止,但在终结过程中,由于政策终结存在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引起各个社会群体对政府的政策终结行为产生信任危机。对此,本文通过对存在的不信任人群以及不信任的体现进行分析,揭示政府公信力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下降的原因,试探如何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保持政府的公信力。     

论当代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界说与评价途径

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经历了效率至上的传统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和市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政策时期.上述各时期的公共政策价值目标囿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均未能科学地反映并解释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对当代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考察任务,就是要透过复杂的政策现象,超越具体的决策过程,于其中提炼旨在主导一切政策与决策的基本理念.基于公共政策的本质和特征,基于社会发展的态势与规律,当代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只能是社会属性与利益属性交融统合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与运行机制的变革.公共利益的评价及其标准则无疑是当代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现实回应.     

论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分析框架：西方借鉴与本土资源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可以将公共政策过程看作一个系统,它由政策输入、政策转换和政策输出三大环节构成。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以金登的多源流分析（HS）、萨巴蒂尔与杰金斯的支持联盟框架（ACF）、政策网络理论等为代表,而我国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分析框架则是基于群众路线的中国特色政策过程模型。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创新

十六届六中全会把"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目标。这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蓝图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区域协调发展受到重视,健全和完善与之相对应的区域政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干预手段。在中国,就发展区域经济、深化区域合作、改善区际关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大规模的区域政策肯定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从实践上看,我国的区域政策总体上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道难题,也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应该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区域公共管理视角,就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公共政策创新提出几点思考。     

区域性公共政策的治理转向——以欧盟区域政策的变化为个案

治理是一种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的创新,区域性公共政策及其政策过程构成了治理的基本实现路径。现如今欧盟的区域政策业已超越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间合作框架,构成了区域性公共政策朝向治理转向的一个典范。基于其谋求＂善治＂的诉求,欧盟区域政策囊括了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一整套政策网络,配置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并附以官方评估、市场反应与公民参与三位一体的治理评估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循环。诸行为体在其中的关系又非等级制的,而是在一种扁平化、透明化和非排他式的新型伙伴关系基础上实现了协调互动,从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政策流程。     

论电子化政府建设中的公共政策信息系统及其优化

公共政策信息系统是公共政策系统中的一个基础性子系统,其基本运作原理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进行信息的收集、加工、分析和发布,政策信息系统运行影响整个政策过程的运行效果甚至直接影响一项公共政策的成败。电子化政府是信息通讯技术与公共管理的有机结合,电子化政府建设对于公共政策信息系统的功能价值就在于通过促进政策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信息传递的电子参与、政策信息分析处理过程中的电子咨询和政策信息存储的电子服务促进政策信息系统的优化,但由于“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制约了电子信息的公共获取、“数字鸿沟”限制了电子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信息不对称”影响了电子咨询的有效实施以及“信息孤岛”制约信息系统的整合与一体化,因而电子化政府优化政策信息系统的功能具有其现实限度。在我国电子化政府建设过程中,应通过坚持信息公开、消弭信息鸿沟、扩大电子咨询和打通信息孤岛等主要路径,促进公共政策信息系统的不断优化。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特点

中国公民社会对其参与方式的运作及对公民理性认知和公共精神的引导培育,正潜在地改变着公共政策过程模式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关系。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呈现出影响范围的不均衡、官办组织与草根组织的影响方式不同、人民团体的影响力凸显以及媒体曝光引发的政策参与效能趋强等四大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公民社会实际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客观情势,透视了继续推进具有民意基础的政策过程良性运行的工作面向。由此,在追求和实现政府善治和社会和谐双重发展目标的当下,对这些特点的分析和阐释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