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政策过程研究：一个跨学科探析

基于公共管理学、工商管理学2个学科领域,对国内管理学领域中国政策过程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公共管理学科、工商管理学在政策过程的研究上各有侧重点,但是二者“政策过程”研究话题是有共识的,越来越多地关注政策过程的行动情境和参与者.未来政策过程研究可从组织行为视角出发,一是探讨不同层级政府组织间的互动行为,二是将公共管理学领域的政策学习、政策网络理论与工商管理学领域的企业政治行为、非市场战略理论进行整合研究.     

政策企业家与公共政策创新解析

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在深入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顺应放权社会、创新管理的要求蓬勃兴起.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过程中通过宣传观念、界定和重构问题、设立政策议程和政策评估影响公共政策的变迁和创新.虽然政策企业家可能存在风险性和少数人控制公共政策等弊端,但是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政策企业家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发挥政策创新的积极作用.总之,政府职能转变下研究政策企业家的政策创新有深远的意义.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价值观念与社会福利政策选择--以美国公共救助政策改革为例

文章以美国公共救助政策改革(从AFDC到TANF)为个案,阐明了价值观念对社会福利政策选择的基础作用.认为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福利政策设计的各个方面.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并存并相互竞争地影响着政府社会政策的安排.不同的价值观念往往选择不同的信息基础,配以不同的社会问题视景,偏好不同的社会政策方案,形成不同的社会评价.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特定的福利"场域",各种价值观念的现实表达存在某种优先顺序.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取向,并导致具有较大稳定性的福利模式的出现.     

构建我国地方创新政策系统若干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顶层设计要与鼓励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对地方创新政策系统构建的研究就是要在鼓励地方参与创新,激发基层创新活力方面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发现与探索。构建地方创新系统的基本定位、地方政府的行动边界、构建地方创新政策系统的基本路径是其中三个重要问题。实现地方政府政策性资源在市场和政府构成的二维平面内有效配置,不仅要促成地方政府行动意识的形成,还要促进政策机制、政策分类框架以及政策管理方式的形成。     

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中国社会治理政策实现了由地方创新向全国推广，此类政策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及其扩散机制还不明确，其他类型政策的研究结论并不适用。【设计/方法】基于2000～2020年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省级扩散数据，将事件史分析法与面板回归分析法相结合，分析了社会治理政策的微观扩散驱动力和宏观扩散机制演变。【结论/发现】一项社会治理政策，在中央政府倡导前，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效率逻辑与规范压力；在中央政府倡导后，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中央政策确认带来的科层压力；驱动力的转换促成政策经历“地方创新—有限水平扩散—深入垂直扩散”三个阶段的机制演变。研究结果不仅为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驱动力与机制演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厘清了政策扩散理论对中国制度情景下不同类型政策扩散的应用边界。     

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公众的互动模式——基于政策“类型——过程”理论框架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中政策环境的复杂化、政策问题的多元化以及政策本身的价值追求,政府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仅凭官员一己之力已经难以科学合理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期待政策制定过程的重塑,吁求打破政策制定的“黑箱”,引入体制外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把专家与公众纳入政策制定体制,形成“政府、专家与公众”三位一体的政策参与主体框架,这已成为发展趋势.当然,这还需要对政策类型和过程做出更精细的界定和划分,准确阐述参与主体权力的重新配置和互动机制的构建,更需要在案例的比较、研究、分析中做出有效性验证.     

“结构性制约”及其对农业产业化政策实施的影响

对农业产业化政策实施状况的实地调研发现,利益相关者在参与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具体行动往往受到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在结构性制约下,各主体以利益平衡为行动导向,形成各自不同的应对策略.由于各主体具体行动对政策预设目标的偏离,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实施不断消解在各主体利益平衡的过程中,政策反射利益不能完全惠及于农民,并不断呈现出“外溢”的趋势.研究表明,为了有效克服政策落实过程中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有对结构性制约的充分预估和风险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在基层需要有协调不同政策之间竞争的具体机制,整体安排不同政策之间的实施.     

新媒体发展背景下的教育政策变迁及其多源流分析——以学前教育政策为例

我国学前教育政策资源配置调整变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新媒体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学前教育政策变迁为例，采用多源流理论探讨新媒体对学前教育政策变迁影响的逻辑。分析发现，新媒体对学前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方式主要有：在问题源流上，通过提出和解释关键指标、强化焦点事件的影响以及促进问题反馈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在政策源流上，通过促进形成政策原汤，促进官方与非官方的对话等方式影响议程；在政治源流上，主要有激发国民情绪、表明政府态度及理念等方式。三种源流耦合、交互作用，并在特定政策之窗打开时，共同促成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     

美国民族政策公众评价理论研究综述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如何解释社会公众对政府实施的肯定性行动等少数民族政策的不同态度或评价,始终是一个充满政治争议和学术争论的热门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自我利益论、种族偏见论、民族竞争论、政治信任论、价值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理论假说,用以解释民族政策公众评价的群体性倾向,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通过回顾和总结美国民族政策公众评价的近期调查结果及其特点、主要理论观点和经验性研究结果,指出其对于研究和评价中国的民族政策所具有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政府注意力差异化配置对公共政策样态的塑造——以中国生育政策为例

从政府注意力配置焦点与公共政策演进特征的匹配关系出发,识别出政府注意力在持续、转移、波动、加持作用下,政策过程呈现四种样态——政策平衡、断续、碎片、迭代。同时,以中国生育政策为例,对政府注意力与中国生育政策样态的匹配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四种政策样态间的转换关系,符合由政策间断到再次均衡的螺旋式上升规律;政府注意力配置方式易于演化为一种政策问题筛选机制,从而产生“信号过滤”和“信息排斥”现象;固有的理念与相对稳定的政策架构,强化了注意力转换钝性,政策均衡得以维持恒定;政策精英在引导政府视线,促成政策样态转换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仍无法脱离倡议范畴,只能对政策形成起到间接作用。研究力图廓清政府注意力差异化配置与公共政策样态的匹配关系、政府注意力资源的动态调整对政策实践的作用机理,对理解和认识公共政策样态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具有积极意义。     

地方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分析——以义乌市出租车改革为例

多源流框架是一种获得了广泛性应用的政策议程分析框架,应用该框架来分析义乌市出租车改革过程,发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各自在改革议程设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义乌市委书记为代表的“政策企业家”推动了源流的汇合,不过政策之窗的开启主要是由于政策“试点”效应的作用,政策“试点”是多源流框架应用于中国地方政策情境中时需要关注的新问题。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日本与"中国差别"政策的废除

“中国差别”政策是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差别”政策从加强到逐步废除的各个阶段中,日本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忽视。“中国差别”政策与美国对日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为“中国差别”政策最终的废除埋下了伏笔。日本还通过对华民间贸易和广泛地利用“例外程序”从内部侵蚀了“中国差别”政策的基础。在废除“中国差别”政策的最后谈判过程中,日本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农民土地政策参与的困境与破解思路

农民是土地政策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农民参与度直接影响土地政策实施效果。因此,土地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应广泛吸纳农民参与。当前,由于“传统型”政策运行制度对农民参与空间的挤压,基层政府为争夺征地收益对农民参与活动的排斥,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农村现实社会基础条件的制约,农民土地政策参与活动陷入了困境。为此,我国应不断完善土地政策运行制度,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财政投入;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培育农民民主意识,从而提升农民政策参与水平。     

政策执行研究的范式转变

以往对政策周期过程的研究视角多数集中于政策制定与政策评估等环节,政策执行成为一个“遗漏的环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政府实施的政策中大部分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使得人们对政策研究的视角逐渐由政策制定转向了政策执行,提出了许多有关政策执行的理论和模型.政策执行研究的范式,经历了由“以政策为中心的途径”或“政策制定者透视”的“自上而下”范式向“关注影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的“自下而上”范式,再向“试图建立一个集前两者优点于一身的整合性概念框架,并对执行进行动态探讨”的“整合—系络”范式的转变.     

中国政策冲突的降解之道——建构兼容性政策网络

政策由政府和其他公权力机构制定并执行,以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标和发展公共事业,特定的政策经过合法程序可转变成法律。缘于环境不和谐、法律体系有冲突、目标不一致、信息难共享、彼此不信任、政策不清理等引发的政策冲突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公共政策目标渐行渐远,甚至阻滞法治环境的进步。兼容性政策网络建构多元参与者的协商对话平台,打破科层制对行政体系和公共政策的束缚,促成单项政策与其他不同层级、不同类别政策的信息共享和信任联动,形成各级政府、社团乃至个人之间的无障碍沟通渠道,降解政策冲突和整合国家整体力量,实现地方自主治理、各级政府协调一致、服务公共目标、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和完善法治环境。     

新时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新思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政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同,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就会有所区别,因而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政策执行研究。首先,新时代我们面临新的社会矛盾,中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思考教育问题和追求教育公平与质量。这就要求强调党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全面领导,注重民生,关注最基层的执行者,密切监测执行行动与教育政策追求公平与质量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其次,需要重新理解教育政策执行的含义,探讨执行者对政策的重构。这就需要研究基层执行者的政策再解读,关注执行者对政策认知和理解程度的层次现象,分析不同群体的利益立场,重视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再次,深谙教育政策执行的阶段性路径存在多样性可能,既有正向或者负向的直线路径和曲线路径,还有螺旋式上升路径。因而要关注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演进,客观地、历史地分析新时代教育政策执行举措和执行环境。     

基于三维框架的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构建适切的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系,是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以2015年以来省级政府公开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为研究对象,从政策工具、政策主题和政策要素三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挖掘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林”已基本形成,政策文本形式以解释类文本为主,但发文主体较为单一;政策工具使用存在结构性失调,表现为对权威工具高度依赖,对激励工具和象征与劝诫工具存在一般性依赖,对能力建设与系统变革工具存在弱依赖;区域教育信息化政策内容相似度高,但在教育信息化“建”与“用”的政策主题上存在明显不同偏好,且在政策要素方面的政策供给存在“差序化格局”。最后,从丰富政策形式、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完善政策内容三个方面提出政策优化的建议。     

政策试验区政策创新机制及效果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我国政策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建立政策试验区进行政策试验,因此可以试验区为研究对象,将试验区颁布的创新型政策分为规划型、产出型、试点型三种,并可用试验区内部主体间互动、与上级的垂直互动形式来解释这三类政策的产生机制.结合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政策出台情况的统计、对其政策创新的分类梳理,以及对区内驱动政策创新互动模式的剖析,发现通过建立政策试验区进行政策创新成效显著,但也有其局限性——规划型政策的创新力度较大但却几乎不具有传播性,产出型政策和试点型政策的传播力度较规划型政策大但原创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