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公众参与的视角

政策实施中缺少公众参与通常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不足，政策目标不易达成而产生“空传”现象，由此，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何以形成、如何经由公众参与消解政策空传就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用公众参与视角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理论模型，分析发现由环境因素、实施条件、主体认知、主体行为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四要素”是导致政策空传的主要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和实施条件是外部原因，主体认知是内部原因，而主体行为是衡量政策空传与否的关键变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通常表现为非持续性、供需错位和形式主义。其消解机制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在完成核心任务过程中所达成的意外后果。     

专业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探究——以交通规划为例

交通运输规划过程是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但由于受公众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交通规划专业政策的程度较低.事先没有介入公众参与的规划决策,事后往往会引起不可预测的社会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交通规划决策制定过程特点的公众参与理论,结合国内案例分析交通规划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的内在困境,并尝试性探讨提高公众参与交通规划过程有效性的途径.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公众的发展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公众本身存在以下问题:参与公众的参与水平发育不均衡;参与公众本身整体上正处于发育阶段;参与公众的结构不合理;参与公众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且发展不平衡;参与公众的参与需求旺盛但理性、能力不足;参与公众参与过程中理性和情绪的失衡.至少在现阶段,作为参与主体的公众仍然处于发育阶段,其成熟程度还难以支撑充分有效有序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所以,不仅要促进公众参与,更要促进公众本身的发育和成熟.促进参与公众本身发展的措施包括:推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形结构向菱形结构的转变;普及政策参与的公民教育;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重新建构政策过程: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的过程分析中,传统的政策过程理论注重阶段性的周期分析,强调议程、决策和执行间的单向线性关系.另一种较新的理论框架是政策网络理论.在这一理论看来,政策参与主体通过互动模式形成更为复杂的政策过程.在当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大量涌现的复合的跨部门议程凸显出政策网络理论的意义.在容纳利益相关群体、形成互动规则和组织战略合作方面,这一理论框架具有独特的优势.英国政府的"邻里振兴计划"证明了政策网络理论的应用性.在应对"社会排斥"这一复杂社会问题上,政策网络策略使得政府的"导航"作用得以真正实现.     

公众参与方式与社会转型中的“逆转型”现象——以Y市政府搬迁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以Y市政府搬迁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动员式公众参与”的方法推动完成了迁市过程，也引发“社会逆转型”危机。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经历的转型过程相反，Y市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了一种“逆转”的现象，即从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形态向以农业生产加工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转变。Y市案例提示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需要实现彻底的转型，即从政治动员式公众参与向权利性公众参与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完成不仅需要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将社会政策、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带人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学知识范式的转换。     

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发展与评述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政策企业家”已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于解释政策过程与政策变化.扮演“政策企业家”角色的个人和团体在推动议程设置、推进政策创新、促成政策变迁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在政策过程中,他们会采取多样化的行动策略来吸引公众对特定问题的关注、促成特定的政策方案出台或者“兜售”偏好的政策方案,然而这些活动要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制约.政策企业家的各种行动以及对政策企业家精神的倡导可能会导致少数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控制公共决策,对民主治理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政策企业家理论对解释中国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并对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以及不同领域的政策企业家进行比较研究.     

重塑公民参与--从管理学视角谈政策过程的公民参与

政策过程始终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公民作为政策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发地渗入政治生活中,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力、制约力逐步加强.公民参与已不是漂亮的词汇,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行为,这是由人的内在需要、政治现代化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要求等决定的.公民参与是实现行政民主的动力,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加强公民参与和实现行政民主化正在成为新时代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     

政策科学视野下的公共产品价格政策分析——以北京市地铁调价为例

政策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协调社会各方利益的调节器。在政策科学的视野下,政策的基本特征要具备合理性、合法性和民主性。提供公共产品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职能,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决定了其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规律决定,而需要政府进行规制,即政府通过制定公共产品的价格政策来管理公共产品的供给,并调节公共产品运营商、公众、政府之间的利益。本文以北京地铁调价为例,在政策科学的指导下,认为公共产品的价格政策需由政府主导,并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政策制定,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充分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手段,以此达到政策制定的科学、民主和合法。     

中国住房领域的问题与出路:政策网络的视角

住房问题成为政府、社会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运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住房政策领域相关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及所形成的政策网络,可以发现,住房政策网络参与主体的有限性与网络结构的封闭性是当前住房问题产生以及政府相关应对措施效果有限的深层原因.因此,打破住房政策领域内封闭的政策网络与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参与住房政策过程是解决住房领域诸多问题的根本出路.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以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为对象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通过参与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的决策和执行表达意见并对政府的最终决定产生影响。然而,在政府决策或执行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参与效力低等问题常常使得公众参与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界定参与过程中一般社会公众、专家、利害关系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类型PPP项目参与方式的适用和参与效力的等级划分标准,以及建立参与效力保障和责任追究机制,给公众参与以法律强制保障。     

中国住房领域的问题与出路：政策网络的视角

住房问题成为政府、社会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运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住房政策领域相关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及所形成的政策网络，可以发现，住房政策网络参与主体的有限性与网络结构的封闭性是当前住房问题产生以及政府相关应对措施效果有限的深层原因。因此，打破住房政策领域内封闭的政策网络与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参与住房政策过程是解决住房领域诸多问题的根本出路。     

基于“价值链-政策工具”框架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分析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矛盾的凸显,如何通过政策优化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建构“价值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选择近10年中央层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试图揭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的运行规律及其偏好,并提出政策路径优化建议。研究表明：在政策工具使用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内部比例不均衡或不足情形,偏向于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重较低;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政府负责,市场配置、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等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为此,应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完善政策监督评价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政治性质、功能与价值准则

自从政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以来,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和学派都对政策行为或过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绝大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政策行为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这种观点做了更加科学的解释。从这一基本理论前提出发,进而认为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具有基本的政治功能,这就是调控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坚持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社会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准则。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DRG政策议程探析

DRG支付方式改革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聚焦DRG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议程设置问题，能够凝练出DRG政策出台的逻辑路径和政策目标，继而为后续DRG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基于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及政治源流对DRG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进行分析，探讨DRG政策的形成机理和政策目标。研究发现，DRG支付方式政策的出台是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问题源流——费用控制、医保管理；政策源流——专家倡导、政策探索；政治源流——执政理念、公众需要”,三者动态耦合，打开了DRG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之窗。为进一步推进DRG政策体系的完善与落实，在问题源流方面，政府应增强问题意识，不断疏解DRG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在政策源流方面，鼓励专家和各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持续优化政策储备；在政治源流方面，把握国家重要战略的引领方向，积极践行国家医保改革理念。     

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的政府经济政策的博弈分析

政府的经济决策是在与各种市场经济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的条件下所做出的。政府在制定经济决策时应充当好这样一个角色:把自己定位为博弈棋局的主体,充分考虑到对手的反应,主动调整经济政策。在与其它市场经济主体的博弈中,政府应当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关注经济政策的运行及其实行的效果,使我国的经济社会沿着健康发展的轨道迅速前进。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政治性质、功能与价值准则

自从政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以来，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和学派都对政策行为或过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绝大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政策行为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这种观点做了更加科学的解释。从这一基本理论前提出发，进而认为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具有基本的政治功能，这就是调控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坚持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社会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准则。     

试探我国城乡社会保障服务均等化的政策选择——基于政府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分析

城乡社会保障均等化是指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社会保障服务上享受水平基本相当的服务。以政府公共政策理念为视角,从政府经济政策、政治政策价值和社会政策方面分析了城乡社会保障均等化建构的理论依据,从而得出政府作为政策制定主体和公共服务权威型提供者,在建构城乡社会均等化保障体系上应该遵循“配置与分配决策”中的效率与公平、服务性、社会利益的增进与平衡等政策理念,进行政策建构行为的优化,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提出了政府构建城乡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政策选择,即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三个层面的政策选择路径。     

风险沟通视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研究

风险沟通作为一种随着风险社会发展出来的治理工具,是风险社会里人们应对风险的有益方式,也成为多元主体进行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政策风险评估的过程亦离不开对风险问题的沟通.在分析程式化的风险评估机制给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所带来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风险信息的交流与整合、社会参与渠道的建设与拓展、政策风险议题的管理、整体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等方面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公众参与,使整个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能够更加科学.     

一种新的对话思考: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实现社会政策公平的重要保证,对于民主理论与价值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弊端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公众自身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因此,本文努力探索有效的参与途径,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消除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问题.     

公众参与下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决策

目前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缺乏对公众意见的考虑和反馈,使其在实施过程中缺少公众的支持和积极响应。在分析公众、参与和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上,综述了公众参与在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决策中的应用。为保证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剖析了公众参与下城市客运交通政策的决策过程,提出了公众参与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决策的流程：问题提出、问题诊断、提出解决方案、评价与决策、方案执行和方案后评价,并提出了建构公众多层次、多形式参与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决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