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探究——以交通规划为例

交通运输规划过程是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但由于受公众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交通规划专业政策的程度较低.事先没有介入公众参与的规划决策,事后往往会引起不可预测的社会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交通规划决策制定过程特点的公众参与理论,结合国内案例分析交通规划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的内在困境,并尝试性探讨提高公众参与交通规划过程有效性的途径.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公众的发展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公众本身存在以下问题:参与公众的参与水平发育不均衡;参与公众本身整体上正处于发育阶段;参与公众的结构不合理;参与公众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且发展不平衡;参与公众的参与需求旺盛但理性、能力不足;参与公众参与过程中理性和情绪的失衡.至少在现阶段,作为参与主体的公众仍然处于发育阶段,其成熟程度还难以支撑充分有效有序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所以,不仅要促进公众参与,更要促进公众本身的发育和成熟.促进参与公众本身发展的措施包括:推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形结构向菱形结构的转变;普及政策参与的公民教育;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决策机制与公民参与的变迁——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政府决策机制的转变与公民参与的不断发展.要有效实现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就必须注重社会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只有得到政策接受者的协助和配合,才能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因此,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浪潮中,政府需要在政府与社会协作治理的理念基础上,改革政府决策机制,加强公民参与,实现政府与社会角色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合作,以构建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公众的互动模式——基于政策“类型——过程”理论框架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中政策环境的复杂化、政策问题的多元化以及政策本身的价值追求,政府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仅凭官员一己之力已经难以科学合理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期待政策制定过程的重塑,吁求打破政策制定的“黑箱”,引入体制外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把专家与公众纳入政策制定体制,形成“政府、专家与公众”三位一体的政策参与主体框架,这已成为发展趋势.当然,这还需要对政策类型和过程做出更精细的界定和划分,准确阐述参与主体权力的重新配置和互动机制的构建,更需要在案例的比较、研究、分析中做出有效性验证.     

推进民族政策制定公民参与的路径分析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公民参与民族政策的制定是推进民族政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我国公民参与民族政策制定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当务之急是积极探索公民参与的有效路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背景及现实选择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背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民主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效地保证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也面临许多限制性困境,对公民如何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公民参与的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确保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知情权、加强制度建设等,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现实选择.     

公众参与方式与社会转型中的“逆转型”现象——以Y市政府搬迁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以Y市政府搬迁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动员式公众参与”的方法推动完成了迁市过程，也引发“社会逆转型”危机。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经历的转型过程相反，Y市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了一种“逆转”的现象，即从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形态向以农业生产加工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转变。Y市案例提示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需要实现彻底的转型，即从政治动员式公众参与向权利性公众参与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完成不仅需要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将社会政策、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带人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学知识范式的转换。     

垃圾处理政策与公民创议运动

从政策过程看,广州市的抗议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是公众以“政策上的反对派”身份发动政策辩论、参与政策过程的典型体现。反对焚烧的公众围绕垃圾处理政策进行辩论,开展公民创议运动,并通过“向上引用”、“风险戏剧化”和“WUNC展示”等策略,进入政策过程。在全球风险政治的框架下,公民创议运动体现了国家、市场和社会围绕政策过程的复杂互动。广州案例表明垃圾议题下的抗争行动具备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反映了公民能力的提升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     

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作用及其限制性因素分析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有关公民参与的研究既有政治学的视角,也有公共行政学的视角。公共行政学视野里的公民参与研究涉及到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全过程。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表达利益需求,使政策更具有回应性,更符合民众的需要。公民参与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却受很多因素的限制。因此,对公民参与的作用需要作辩证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政策过程中融入有效的、积极的公民参与。     

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优化路径选择

公民能否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因素,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然而,当前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完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意识的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导致了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因此,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