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的门槛面板数据分析

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责任,现实中乡村旅游开发对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旅游业挤出效应理论,基于粮食主产区1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Hansen门槛效应模型,对乡村旅游作用于粮食安全的非线性影响展开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粮食安全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时,对粮食安全水平有负向影响;粮食主产区各省份处于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相关省份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时应正视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水平影响的非线性作用,合理调控乡村旅游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以促进区域乡村旅游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发展与利益最大化。     

我国乡村老龄化现状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与应对

根据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乡村老龄化率为17.72%,先于城市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我国乡村老龄化整体呈现出老年抚养比增速快、低龄老人务农比例高等特征,与国际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乡村老龄人口就业占比相对较高。分区域看,粮食主产区乡村老龄化增幅更多、老年抚养比更重、老龄就业比重更高;全国乡村老年抚养比28.13%,但粮食主产省份达31.28%。通过定性梳理乡村老龄化对农户参与粮食种植及其粮食生产行为效率等的影响,提出积极应对乡村老龄化、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结构调整与区域比较优势对我国粮食 主产区农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采用西方区域经济研究中应用广泛的位移-份额分析法,探讨了我国粮食主产区、主产省在1992～1995、1996～1999和2000～2002三个不同时期的农业结构变动和区位优势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主产省的总位移特征总是与其差异位移保持高度一致,而反映农业产业结构效应的均衡位移则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是推动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与区位优势的充分发挥配套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增长保持或超过全国农业平均增长水平,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的构建及仿真模拟

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补偿机制能够协调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现实矛盾,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落实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实现区域经济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适合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粮食利益补偿机制、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粮食生产发展保护补偿机制,“三位一体”的补偿机制尤为重要。通过运用系统动力学的仿真模拟对所构建的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进行模拟,对补偿机制的运行效果进行整体检验,全面论证所构建的补偿机制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从健全保障补偿机制运行的法律法规、强化支农财政监督管理、拓展粮食补偿投融资渠道和完善配套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日益明显背景下,粮食产销区域间分工不断强化,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运用GDP方法考察中国经济版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分析该结构对区域间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食物生产的互补性以及粮食安全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些影响导致的区域间粮食安全责任不平衡、粮食主产区发展受限、粮食主销区自身的粮食安全受影响以及南方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抛荒现象相对严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提出要从大食物观视角出发,构建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设定粮食自给底线,落实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等。     

节水灌溉设施的粮食生产增效机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综合运用DEA Malmquist指数法、面板工具变量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节水灌溉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节水灌溉设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两条路径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且技术进步效应大于技术效率改进效应;从区域与作物异质性来看,粮食主产区节水灌溉设施的增效效应大于非主产区,节水灌溉设施对小麦、玉米和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提升作用;节水灌溉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其正向影响随农村人力资本、人均种粮规模、人均GDP的提高而呈阶梯型上升。因此,因地制宜发展节水灌溉设施,与外部经济环境发展相协同,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完善节水灌溉设施产权和管护机制,是实现节水灌溉设施高效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县域面板数据与序列DEA的观察

湖北省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之一,自古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拥有地理、资源禀赋、自然气候和生产技术等综合优势.粮食生产是湖北省不可或缺的农业组成部分,2010年粮食播种面积4068.37千平方公顷,占农业生产总面积的53.84％,近年粮食收购量一直稳定在50亿公斤左右.作为中部重要粮仓,湖北省每年净调出粮食35亿公斤,不仅保障了全省的粮食需要,更为我国整体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持续提高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是保护粮农生产积极性乃至全国可持续粮食安全的根本路径,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视角下,以湖北省为例,对粮食主产省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展开分析,探讨粮食生产决策单元对现行粮食生产科学技术与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并从中发现技术效率的各种影响因素,有助于理解该省粮食生产增长方式及其质量,对实现粮食主产省粮食生产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增长转型具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为实现国家中长期粮食安全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是促进农村消费与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动力。文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31个省份为样本,根据“五位一体”的政策理论,选取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旅游生态与环境保护、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政府推动与监督管理、旅游经济与居民收入5个条件变量,探讨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区域差异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路径有4条,可以归结为3种发展模式：文化价值共享模式、产业提质协同模式、创新资源激励模式;非高水平发展路径有3条,且非高水平发展路径并不是高水平发展路径的反向表达;西部省份拥有更加多元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的条件组合则是中东部省份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需注重区域差异,优化乡村文化资源配置,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协同互动,打造更具特色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1999—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测算了粮食主产区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与粮食非主产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区域的新型城镇化产生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粮食非主产区这种空间溢出效应更大;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在全国范围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粮食主产区其溢出效应更强,而技术创新只在粮食非主产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贯穿线束压接设备设计

基于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粮食体系韧性和数字乡村建设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提升粮食体系韧性,且乡村数字金融和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对粮食体系韧性的促进效果在较长一个时间序列上都稳健成立。研究还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流通数字化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据此,未来应关注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协同,并结合流通数字化改造,以进一步放大数字乡村建设对锻铸粮食体系韧性的作用,从而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劳动力价格上涨、粮食生产机械化及其产出效应

农业机械化是实现现代农业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基于200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价格对粮食生产机械化的影响以及粮食生产机械化的产出效应,并考察该影响及效应在耕种收各环节上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上涨显著正向影响粮食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机耕水平及机收水平;农机总动力对粮食产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中型农机动力及大中型农机机耕、机播及机收动力均对粮食产量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均大于直接效应。研究建议加快突破粮食生产的薄弱环节,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推动农机资源在省际间合理流动与科学调配,加强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加速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行动战略分析

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共同利益、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区域产业合理分工、区域经济有效发展、国家粮食供求平衡和国家粮食产出稳定增长的重要问题.粮食大省粮食安全的核心责任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安全责任.以湖南为例,利用粮食生产的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表明,粮食大省粮食产出依次受耕种面积(含复种指数)、粮食生产者的投入,政府的投入和科技的进步等因素影响.因此,实现粮食大省粮食产出的稳定增长是有条件的,必须实施积极的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行动战略,明确中央政府的责任行为范畴,突出粮食大省粮食主产区的安全责任地位,协调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之间的关系.     

健全粮食安全利益保障体系的机制设计与政策建议

发挥经济激励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至关重要。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探索,我国基本建立起多维立体的涉粮激励政策体系,形成了稳定粮农收入、优化营商环境、调动产区积极性和保障消费者可得性的政策框架,但仍存在种粮农民利润空间压缩、粮油加工业后劲潜力不足、粮食主产区高产穷县等问题。针对粮食安全利益保障水平较低背后成因,探索构建以实现“产得出、运得到、买得起”为目标、协调粮食产业链利益相关主体关系、充分释放经济效益在保障粮食安全中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健全粮食安全利益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一是优化补贴政策,强化政策保本功能;二是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经营增效;三是协调产业链主体关系;四是逐步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五是健全应急储备及市场调节机制。     

粮食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基于中国三大粮食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DIFF模型,采用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粮食生产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区域差异明显,但其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说明我国粮食生产正在步入规模与效率同步提升的重要转型阶段;进一步研究显示粮食生产的短期性与长期性政策效应在主产区与主销区间差异非常凸出,形成较大的反差。基于此,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设计应当着力于两个层面的政策思考,即诸如粮食大户补贴等短期性政策效应的发挥和诸如粮食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期性政策效应的作用。     

新时代“赣中粮仓”高质量聚粮探析

粮食关乎国计民生。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高质量发展粮食生产是提升国家粮食安全能力水平的重大举措。江西省吉安市素有“赣中粮仓”的美誉。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繁荣地方经济，巩固吉安市“赣中粮仓”的地位，在新时代背景下，吉安市委市政府应在保护耕地、良种应用、科技创新、规模生产、塑造品牌、人才培育、社会服务、完善政策等方面聚焦用力，加快推进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使粮食产业真正成为强市富民特色产业、乡村振兴支柱产业，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基于农业FDI的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耕地被大量占用,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粮食供给紧缺已经成为新世纪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一大挑战。本文主要从我国粮食安全现状出发,分析我国农业FDI的发展状况、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效应,并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新的构建。     

粮食主产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分析——以皖西皖北粮食主产区为例

我国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不能将粮食种植调整为经济效益更高的非粮作物种植,更不能将耕地转化为工商用地去发展第二、三产业。所以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旋空间较小,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各级政府必须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加大对种粮户和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强化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能力,矫正粮食主产区三产融合政策上的偏误。     

粮食大省的粮食安全责任及实现途径分析

中国短期内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但是长期来看,粮食供求趋紧很可能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常态,粮食安全远虑近忧并存。针对粮食安全是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特性,首先强调了粮食大省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地位和责任,然后从加强主产区粮食供给及产业升级,粮食主产区与销区长期稳定购销协作新体系的创建,主产区如何将产业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几个方面就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的实现途径进行分析。     

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效应分析

对比分析了粮食主产区3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的农村经济结构演变特征与效应,指出差异化的主因在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价值取向、政策导向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提高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结构效应的对策。